十年的“文革浩劫”已经结束30年了,在那段梦魔般的日子里,作为国家的名片-邮票的印刷和发行也留下特定的历史烙印。在这十年时间里,国家邮政部门发行了五套共计40枚的普通邮票,分别是权威目录中命名的“普无号”、“普14”、“普15”、“普16”、“普17”。笔者此前已写过《中国“文革”普通邮票(普无号)的研究》。现结合手中的资料和实物,着重就序号为“普16”的“革命圣地图案(第四版)普通邮票”作些研究。
一、《“普16”-革命圣地图案(第四版)普通邮票》名称有误
“普16”全套邮票14枚,由著名邮票设计家孙传哲老师设计,一改前面的“普无号”(三人设计)和“普14”(四人设计)的多人设计方法,并清一色采用胶版印刷且票幅较大,枚数较多,较之前面的同类革命圣地图案“普14”更显得朴实无华,庄严大方。在此之前(2006年底),权威的国家邮电部门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以下简称《邮票目录》),无一例外对该套邮票冠名《“普16”-革命圣地图案(第四版)普通邮票》,其实是一个大大的错误。
查《中国邮票史》(第八卷)了解到,当时的邮政部门有关领导和设计室人员,“在设计过程中,曾与国家文物局、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有关人员多次讨论,他们建议邮票名称应为“革命纪念地”。据悉邮电部门有关领导同意这一意见”。这从1974年3月22日发出的(1974)邮字第202号新邮发行通知中可以得到印证。该通知明确指出“定于1974年4月1日发行《革命纪念地》普通邮票第十六组一套,共十四枚。这组邮票均为两色胶版印刷,背面无胶…….。”
那么,当年明文公告的《革命纪念地》普通邮票第十六组为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及后来多次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却把名称搞错为“革命圣地图案(第四版)”。这等于是对邮票重新命名,而决不是一时笔误,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思路去理解:
从1955年7月16日伴随着人民币从旧币值向新币值转制而发行的第一套新币值普票(即普8),为适应日益增长邮政业务需要,先后于1955年9月和1958年9月发行的“普9”五枚高币值普票和“普10”三枚低币值普票,并在1961年7月发行第一套“革命圣地图案(第一版)普票(简称普11),雕刻版印刷,图案分别反映与中国人民革命活动相关的南昌八一大楼、瑞金沙洲坝,延安宝塔山,北京天安门,每图三枚,面值各异,一套十二枚。紧接着在1962年1月又以类似图案用胶版印制“革命圣地图案(第二版)普通邮票(简称普12)”。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71年9月又发行从“中共一大会址”、“广州农运讲习所”、“古田会议会址”至“人民大会堂”等11个革命史迹纪念地图案,票名为“革命圣地图案(第三版)(简称普14),唯独删去“南昌八一大楼”图案。也许正是“南昌八一大楼”蒙受不白之冤,引起军界老同志极大不满,特别是林彪反党集团暴露批判后,在之后的1974年发行的“普16”的第四枚图案,又把“八一大楼”列入,只不过具体票名不是用“普11”、“普12”的“南昌八一大楼”而叫做“南昌起义总指挥部”。这套14个革命史迹纪念地图案的普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编辑人员的心目中,俨然是与前面的“普11”、“普12”、“普14”等革命圣地图案普票一脉相承的。既然“普11”定为“革命圣地图案(第一版)普票”,“普12”定为“革命圣地图案(第二版)普票”,“普14”定为“革命圣地图案(第三版)邮票”。那么,把相似图案的“革命纪念地”的“普16”在编印邮票目录时理所当然地把票名编成“革命圣地图案(第四版)”。
其实把“革命圣地”图案邮票定为“第一版——第四版”也并非是新币值普票发行中的首创,以1950年2月10日发行的全国通用的旧币值的第一套天安门图案的“普1”定为《天安门图案(第一版)普通邮票》后,陆续把“普2”定为《天安门图案(第二版)普通邮票》,把“普3”定为《天安门图案(第三版)普通邮票》,把“普4”定义为第四版,“普5”定为第五版,“普7”定为第六版,“普9”定为第七版,可见由来已久,且“顺理成章”。这也就难怪把“革命纪念地”的“普16”沿袭这一思路编成《革命圣地图案(第四版)普通邮票》,就见怪不怪了。
二、“普16”部分面值邮票的发行时间有误
翻开前几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都很明确告诉你,“普16”发行时间为1974年4月1日,这从前面所引用的邮电部1974年3月22日发出的(1974)邮字第202号通知中即可印证,但应该 注意到通知尾处提到“…….先出售第一图,第二图和第七图,其余各图陆续出售,不另通知”。这也等于清楚告诉大家,1974年4月1日发行的仅是“普16”的1分(第一图),1.5分(第二图),8分(第七图)三枚邮票,那么其余的11枚各种面值邮票真正发行出售时间又是什么时候的呢?
查1992版和1997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对“普16”其余11枚邮票均注明其发行时间为1975年11月12日。权威的书面依据至今未能见到,据普票研究会顾问、著名集邮家吴廷琦老师口头解释是:当年在编写1985年版的《邮票目录》时,由集邮家俞炳森先生在中国集邮总公司查找有关档案资料而得到的依据。以俞老师的邮识和为人能明确标注“1975年11月12日”发行时间绝非空穴来风。但是几年来一些普票爱好者不时在拍卖会或个人藏品中发现了3分、4分、20分、50分4种面值邮票的实寄封,其使用日期均早于《邮票目录》所标注的发行时间(即所谓“超前封”),笔者的个人藏品中就有一枚贴4分邮票,1975年9月9日天津本埠寄林崧老师的“超前”的实寄封(图一),另有一枚贴20分邮票1975年7月16日由河北承德寄天津的特种挂号封(图二),我的邮友北京的何先生(普邮会资深会员)更收藏有1974年8月份贴有3分、4分、20分、50分面值邮票寄往国外的“大超前”的实寄封。显然,《邮票目录》标注的发行日期与实际的邮票发行出售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
还得感谢北京何先生提供两份资料,为我们解答这一难题,一份是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寄给国外客户关于“普16”邮票发行的新邮预报(74-6),日期是1974年8月15日,上面用英文写明“邮票1、2、4、5、7、9、13七枚(即1分,1.5分,3分、4分、8分、20分、50分——笔者注)邮票的面值数量是人民币0.875元,现在开始出售,其余邮票出售时将再行通知”。即明确的告诉我们上述的7枚邮票最迟在1974年8月15日已正式发行出售。同时也提醒集邮者其余的7枚邮票在下次发售时会另行通知。果然,在何先生提供的第二份资料即完整呼应这一事情,这也是由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寄给国外客户的通知“××先生:通知您编号R16第二部分七枚面值的普通邮票,现在开始出售。有关这套邮票的说明可在1974年8月15日从我公司下发的新邮预报(74-6)中得知。这七枚邮票价格是人民币1.69元。欢迎订购(14枚邮票全部出齐)”。通知的时间为1975年11月12日。写到这里,我们姑且妄作推断,当年俞炳森先生在参与编写《邮票目录》时对“普16”其余11枚邮票发行时间的标注,也许正是根据这些相关的资料,就不得而知了。有关“普16”的发行时间,我完全赞同我会资深会员、2007版《邮票目录》的执笔狄超英先生所作如下的结论,“普16”全套14枚邮票分作三次发售(详见下图)
发售日期
| 枚数
| 面值
| 1974年4月1日
| 3枚
| 1分 1.5分 8分
| 1974年8月15日
| 4枚
| 3分 4分 20分 50分
| 1975年11月12日
| 7枚
| 2分 5分 10分 22分 35分 43分 53分
|
顺便再提一下,在吉本斯世界邮票目录(1995版)把“普16”全套邮票发行简单地分为1974年4月1日发行七枚(1分 1.5分 3分 4分 8分 20分 50分);1974年8月15日发行另外七枚。多少也印证这套邮票在发行时间界定上的一些混乱。
另外邮电部1997年版的《邮票目录》更离奇地把“普16”发行时间印成“1947.4.1”。由于纯属笔误,不属本文研究的内容,就不再议了。
三、“普16”票幅公布的混乱
由于这套邮票的印制发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较为混乱的年代,新邮的公告又漏了票幅的详细内容,以致造成各种目录资料在票幅上的混乱,就连本文前面所提到的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新邮预报也与原票有误,为便于对比,列表如下:
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新邮预告
| 邮电部80年版邮票目录
| 香港杨乃强82年版目录
| 邮电部97年版邮票目录
| 2003年版目录
| 邮票实际票幅
| 25×31mm
| (图幅)
27×21 mm
| 25×31mm
| (图幅)
27×21 mm
| (图幅)
27×21 mm
| 31×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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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比较可以看出,1982年的杨乃强目录也跟着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新邮预报资料把票幅搞错了,而正确的票幅应为“31×25mm”,邮电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版《邮票目录》公布的是“27×21mm”邮票图幅也是正确的。 四、“普16”8分票异齿组外品
“普16”全套票均用胶版印刷,齿孔均为P11。集邮者后来陆续从一些常见的平信实寄封和8分新票中发现异齿票,经测量横齿P11.5,纵齿P12(图三)。据分析,应是8分面值常用票用量很大,多次加印后采用其它型号的打齿机打孔所致。这类异齿组外品毕竟为全套普票平添些异彩,但由于存量较多,特别是后来新票大量出现,故每枚票市场价格比正常票高个四五毛而已。
五、50分面值邮票的停用与复用
史界曾有戏言:“文革事物是非多”,发行于文革后期的“普16”邮票也披上一层特定的神秘色彩。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6年11月15日,邮电部门内部正式通知:“普16”50分面值的邮票(图4)停止出售,同年11月26日停止使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稍懂历史或经历文革浩劫的人都记得,当时作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自诩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权倾朝野,只手遮天。在当时特殊政治年代,毛主席的语录和毛泽东的诗词在各种场合被四处滥用,甚至成为群众派别互相攻击对方的“思想武装”。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有一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以“我失骄杨君失柳”悼念原配妻子杨开慧而脍炙人口。江青为此耿耿于怀,想方设法要讨得毛主席对其肯定的“片言只语”,最后“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某日某时诗兴大发,对江青一张庐山风光摄影照题下了一首《七绝.为李进(江青)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飞云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并正式收进《毛泽东诗词选》公开发行。权欲熏天的江青尚不满足,借着“普16”《革命纪念地》邮票的发行,硬把她拍摄的庐山风光照片作为邮票的图案登上了“国家名片”。这基本上是“普16”票名为“庐山仙人洞”面值50分邮票的来由。
由于这枚邮票特殊的政治背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邮电部门经研究正式通知从11月15日起,“普16”《庐山仙人洞》50分面值邮票在全国停止出售,同年11月26日停止使用,也算是邮电部门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一个具体行动吧!
期间二三年中,个别有识之士呼吁“50分面值的邮票图案并非是仙人洞,实乃仙人洞不远处的‘锦绣谷’”。并提供其它摄影照片为证。后来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更活龙活现指出照片并非江青所拍,而是专业摄影家选好景图,架好相机,江青走过去按下快门而已。凡此种种,真假难辨。好在随着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精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邮电部门又内部通知:自1979年12月“普16”分面值邮票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使用。让这一枚充满政治色彩的邮票回归其真正的功能。
六、“普16”邮票的版式变化
“普16”14枚邮票的邮局全张全部是100枚张(10×10),不像“普14”其中两枚22分(韶山)和43分(井冈山)的邮局全张80枚张(10×8)。据笔者手中藏品分析,“普16”多数面值邮票出现一些版式、版别之变化,初步统计列表如下。 面值
| 1分
| 1.5分
| 2分
| 3分
| 5分
| 8分
| 10分
| 20分
| 50分
| 52分
| 版式或版别种类 | 11 | 3 | 2 | 2 | 2 | 3 | 2 | 3 | 3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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