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上海历史的上博考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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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和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陈杰约定了采访时间，来到他们的办公室时，只有陈杰一个人在。

　　陈杰笑着说：“其他人都在考古工地上。我也是因为要接受采访，刚从现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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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员在青龙镇遗址发掘勘探。

　　环顾四周，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项目2015年度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三等奖证书；一张《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荣获第四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的奖状随意地放在柜子上，这在考古界是一个含金量颇高的奖项。陈杰解释说：“荣誉不少，我们没做过梳理，实在没时间。”

　　去年以来，随着青龙镇考古的重大发现，上博考古队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中。然而，在文物的故事之外，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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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考古人改写“小渔村”历史

　　在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发掘文物”，可能吗？

　　由于上海地处平原，地下水位较高，地下遗存较难暴露，造成了上海地区“无古可考”的误说。

　　事实上，除了文物展陈，在上博，从来不曾放弃过在考古方面的努力。

　　1956年，由黄宣佩担任组长的上博考古组成立后，在上海境内寻找古文化遗址成为当时主要的工作。

　　1958年“大炼钢铁”时，人们从淀山湖打捞上来不少石器、陶器、骨器，考古队进而发现了由陆变湖的淀山湖遗址，它证明了，上海地区是有古可考的。

　　从20世纪60年代起，考古队在上海地区先后调查发现了崧泽、福泉山、金山坟、柘林、果园村、广富林和亭林等20余处遗址。

　　在上海考古史上，马桥是值得记下的一页。1958年至1960年，考古队对马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成为上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马桥遗址的发掘，不仅使上海地区的历史向前追溯到了四千多年，还培养和锻炼了一支严谨的考古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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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以来，考古队在崧泽进行了多次发掘，清理出距今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原始村落。

　　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队在福泉山发现很多早期墓葬，对探索长江下游早期文明起了关键性作用。

　　上世纪90年代，考古队对马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深化了对马桥遗址的认识。

　　进入新世纪，考古队开始围绕广富林遗址做工作，发掘工作在2015年暂告结束，接着，弥补唐宋考古空白的青龙镇遗址重要发掘又悄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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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考古发现命名了很多考古文化，包括“崧泽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等。

　　2016年隆平寺塔基的发现确证了青龙镇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港口，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添加了新证据。

　　说起这些“考古史”，陈杰满脸骄傲。“上海的考古目标性比较明确，一个时间段要解决什么问题，对认识上海的古代历史，对长江中下游的文化进程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都要有明确的设想。我们会根据新的目标，采取新的手段和方法做新的发掘和研究。”

　　如果从上海考古工作起步的20世纪30年代算起，八十多年来，上海市境内共发现古文化遗址32处。

　　在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下，上海开埠前是一个“小渔村”的历史正逐步被改写，人们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识和解读日益丰满，渐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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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没那么多传奇，只有汗水

　　在各种场合，陈杰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释，“考古不是挖宝也不是刨坟”，考古是通过发掘遗迹认识过去的历史，除了发掘外，更重要的是对文物的保护。

　　1971年，上博考古组改组为部，目前考古部在职人员7人，平均年龄30多岁。这是一支年轻而“稳定”的队伍，几乎个个都是一专多能的“高手”。“说实话，外界诱惑很多，但至今没有人因此而离开，大家是因为热爱而坚持着。”说起这些，陈杰有些感动。

　　考古，餐风露宿，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出生于1989年的郑博是考古队最年轻的成员，原本负责库房管理工作，如今在学习野外考古流程。长期在野外工地，“黑”已经成为考古队员的标准肤色了。

　　郑博没想过自己会进入考古，《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小说盛行时，他对“考古队”的全部认识来源于小说。等真正到了工地，他恍悟：现实和小说根本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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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野外考古，通常早上七时上工，在工人的协助下勘探、挖方，一直忙到晚上7时。在现场时，要时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作出施工调整。回驻地后，还要对一天的发掘做整理，写“考古笔记”，常常弄到晚上一两点。

　　考古工地上的真实场景远没有小说里那么惊心动魄，有的只是细水长流地和恶劣天气作斗争。

　　2013年高温天一共有46天，考古队员王建文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他在青浦寺前村遗址，天气最热的时候，早上一出门，衣服立刻全部湿了，一天喝掉十多瓶水。

　　在广富林发掘时，工地里没有遮阳棚，遇上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只有搅拌车在烈日里投下唯一的影子。最热的时候，有人中暑了。考古一旦开工就停不下来，为了文物安全，上午输完液，下午又回到工地上。

　　广富林的考古发掘从2008年一直持续到2015年，8年里，一年要挖三千到一万多平方米，只要不下雨，每天都在上工，没有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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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辛苦，有时还要面对巨大的压力。

　　让陈杰最难忘的是志丹苑遗址发掘的那几天。当时，一栋17层高楼开建途中，在地下7米处突然打不下地桩。那里位于苏州河边，也许埋藏有重要遗存。经请示后，工程暂时停止，但要考古队一周内拿出结论。

　　“谁都没有透视眼，不知道7米地下深处到底什么样，只能相信和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但压力真的非常大。”当遗址真正露出一角时，“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陈杰说。

　　2006年，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获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也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的元代水利工程遗址。

　　从去年2月进入考古队至今，郑博已从一个门外汉成为熟悉勘探、记录、作图、测数据等各个流程的“全能选手”，回看自己这一年多来的成长，他感叹：“现实和小说相比，没有风花雪月，只有脚踏实地。考古工作很普通，没有那么多传奇，有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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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历史激活并呈现出来

　　“千万别把我们写得像个苦行僧”，采访中，考古队员们一再叮嘱。

　　说起工作中的艰辛，队员们大多轻描淡写一句带过，在他们看来，风吹、日晒、雨淋都是工作的一部分。

　　王建文喜欢考古学家俞伟超的一句话：“如果你敢说你付出了沉重的心血，那么，你一定已经得到了别人不敢奢望的东西。”这句话正如同他对工作的感受，“这么多年回头想，记忆中留下的都是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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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员们都说，考古工作适合好奇心特别强的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碰到什么，当发掘一个遗迹时，探索欲望会让你忘却一切，就像看一部电影，会特别渴望看到结局。

　　不过，考古也不是每天都会有重大发现，更多的是平凡、普通、繁琐。

　　让陈杰和队员们感到欣慰的是，去年12月青龙镇考古成果的发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并入选2016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在上博的青龙镇考古展厅里，女儿会自豪地向同学介绍，“这是我爸爸发掘的。”过去，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会议会邀请沿海地区的各个城市，唯独没有上海，因为青龙镇发现，上海终于得到了邀请函……

　　近年来，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与研究报告，包括 《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广富林：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论集》《千年古港——青龙镇遗址考古精粹》等，这些厚重的学术研究成果，为认识和理解上海历史文明提供了宝贵资料。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也在努力向公众普及上海考古成果，策划了许多展览，比如《福泉山遗址考古新发现展》《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千年古港：上海青龙镇遗址考古展》等，让“重见天日”的珍贵文物和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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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最终目的不是把东西都收起来，而是让更多人利用和了解，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成果。”

　　这些年的努力，也让陈杰等考古队员越发坚信：城市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也是有温度的。“考古让你能够时空跨越，在展厅里直观了解过去的历史。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历史激活，让它们鲜活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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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杰也有一桩放不下的心事。最近上海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正式挂牌，为它们明确了保护的“身份”，但谁来保护那些看不见的地下遗存？

　　“上海有近40个和古代遗址相关的遗存，对于上海来说，这些地下埋藏都特别珍贵。希望大型工程提前做好考古勘探，让我们了解地下埋藏情况，及时抢救保护它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