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币档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

吴纪文

吴纪文

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准则，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而提出的一个原则。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一正确原则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愈益显示出它对我们无产阶级金融事业的巨大指导意义。本文拟就这一原则提出的前前后后，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作一概要介绍。
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军事“围剿”，中央红军发展到四万余人，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二十一个县城、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苏大）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据最新发现的史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记载：“自临时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次执委会议才决定建立国家银行，并指定毛泽民负责筹备。因人材与工作关系，经过二、三个月之久，至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起即正式开幕。”[1]（由此可见，原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成立是不确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行长为毛泽民，行址设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县叶坪，一九三三年四月迁至沙洲坝，一九三四年七月迁至下陂子，三个月后，即从这里出发长征。
二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没有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再加上敌人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财政收支要经常保持平衡是极其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不仅在体制上隶属于财政部，而且它的业务，“从资金分配的比重上看，主要是发行纸币，通过财政以供给革命战争的需要。日常工作，主要是代理金库，帮助建立与健全财政制度。总之，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财政服务。”[2]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于根据地市场。在赣西南地区，“在各地甚至穷乡僻壤都有‘裕民银行’（朱培德时代）的钞票，及吉安商会的钞票，和鲁胖子（指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兑换券’）”，“恶币驱逐良币的结果、银元银洋太少了，甚至没有看见”。[3]在闽西地区，发现奸商从广东以廉价将大量劣币偷运到龙岩县城，套购金银和土产出口，获利甚巨，而根据地群众拿了这种劣币到白区购买物资，却要打几折。[4]如果听任这种现象发展下去，一是造成根据地金银外流，一是便于敌人从根据地套购物资；如果立即取缔这些杂钞劣币，而不发行自己的货币，又会使根据地的商品流通没有交易媒介。早在国家银行成立之前的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闽西已分别建立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在这之前的一九二九年八月还建立有东周平民银行），并分别发行了铜元票和大洋票。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铜元票面额有铜元十枚、五十枚、一百枚三种。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是大洋票，现收集到的有一角、二角的辅币券，一元的暂用钞票和五角币的一块铜质印版。国家银行成立后，“为统一组织起见，决定将江西工农银行取消，闽西工农银行因系工农群众投资，故仍许其继续存在，仅停止其发行纸币权。”[5]
根据“苏大”的经济政策决议，国家银行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发行统一使用的纸币。“本行纸票原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就绘有钞票式样，派专人送上海影制，并投有数千元之款去上海、香港买印刷材料。由于白色恐怖之严厉，影制铜版不容易，敌人重重的封锁，苏区材料运输又极艰难，故一再稽延至我军攻克漳州时（一九三二年四月中旬）才由厦门购买得一部份印刷材料，将江西工农银行原有的铜版剪制补给凑合而成，于七月间开始印刷。”[6]一九三二年七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中央政府为使苏区境内金融流通，便于商业汇兑与国家税收，特于本月起开始发行相当数量而有充分基金的国家纸币。”[7]
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纸币充分兑现，币值尚为稳定的阶段；纸币限制兑换，币值开始波动的阶段；纸币完全停兑，币值大为跌落的阶段。
三
一九三二年七月至当年底为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内，国家银行“共发行一元票三十七万五千元，二角票十万零三千元，一角票一十二万九千八百元，五分票四万八千三百七十五元，总计六十五万六千一百七十五元。这些钞票为全苏区广大工农群众所信仰和乐用，”[8] “发行之初，是充分兑换现洋的，信用好，推行也顺利。”[9]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钞票又为中央财部所支去。中央财部在年终结束时之透支总时数达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余元。”[10]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的纸币发行中，财政发行即达百分之八十五点九。既然如此，这一阶段纸币何能充分兑现、币值何能较为稳定呢？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在一九三二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并未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和国库制度，尽管中央财政部向国家银行透支，但通过战争缴获、打土豪、没收征发地主富农财产和商业捐款等，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手中握有一定数量的资金。
早在国家银行发行纸币之前，即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问题。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坚持冒险主义方针，主张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毛泽东严正批评他们必将造成重大损失的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提出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共产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方针。“左”倾冒险主义者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分中西两路行动。毛泽东说服了红军一、五军团的领导，建议中央军委将中路行动方向改向闽西。四月中旬，毛泽东率东路军打下闽南重镇漳州，全歼守敌两个旅，筹款一百多万元。[11]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第十四号命令，宣布：“在国家银行各地兑换处未普遍设立以前，各级政府各部队的经理机关要代理兑换国家银行发行之各种钞票，并须挂起‘国家银行钞票代兑处’的招牌，指定专人负责”，“对持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各级财部及各级部队的经理机关，在目前应相当积蓄一部分现金（指银元——作者注）来兑换国家银行所发行之货币。”[12]
第二，通过中央造币厂，以缴获、没收、征发、收购和捐献所得的银砖、银锭、银器及银手饰大量铸造各种供纸币兑现的银元。
中央造币厂铸造的银元有两种，一种是可到白区流通的墨西哥鹰洋、印有孙中山和袁世凯头象的银元；一种是在苏区流通的苏维埃银元、银质二角和铜质五分、一分的铸币。截止一九三二年底、中央造币厂共铸币十万一千八百二十二元六角，其中只兑出六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元六角，还余三万七千二百三十元。[13]这是因为，充分兑现在实际上并不需如此。根据地工农群众出于对党、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高度信任，在苏区内一律使用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只是去白区购买必需品时才向银行兑换少量的银元。但是，在当时中国的货币还实行银本位制的情况下，纸币充分兑现的做法，是币值基本稳定的标志。
第三，采取缴纳税款尽先收用纸币和发行公债的办法回笼货币。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就明确规定：“一切税收要完全缴纳国家银行钞票及苏维埃二角银币，其他杂币，概不收受。”[14]同月和同年十月，又决定发行一、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六十万元、一百二十万元。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货币的回笼创造了条件。
纸币的财政发行虽然在战争情况下难以避免，且对于动员物资，保证供应，以支援革命战争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国家银行的纸币在这时的大量财政发行，有着极不正常的因素。
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九一八”事变前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逐步推行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为达此目的、就在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前一个月，即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的主力必须集中，必须最大限度地迅速行动；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傲地方工作的任务（当然不是说红军不做群众工作），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15]财政人民委员部在一九三二年的工作报告中说：“自东路军自漳州回师以来得着共产党中央之指示，中央政府坚决执行进攻政策，要红军专负作战任务，迅速进攻敌人。为要实现这个任务，我们的财政工作就必须转变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而做到政府负责供给红军战费，这是苏区向外发展的必须的前提，也就是整个苏区财政工作路线大转变的开始，由七月以后前后方红军给养已经是中央财政部负责支付了。”[16]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靠发展经济来保障红军的供给难以即日奏效、税收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又非常有限，为了支付红军的给养，财政部不得不向国家银行大量透支。显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从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出发，“要红军专负作战任务”，“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造成中央财政收入枯竭，是这一时期国家纸币大量财政发行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纸币居然能够兑现、币值尚为稳定，主要是靠了毛泽东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红一方面军南征北战攒下的家业，人民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信任，以及临时中央政府采取的发行公债、提高税率等非常措施。
四
“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 [17]这一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从一九三三年初至同年夏，国家银行纸币的发行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纸币限制兑换，币值开始波动的阶段。一九三三年初，中央革命根据地普遍发生以纸币挤兑现金的现象。据曹菊如回忆：“一九三三年以后，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苏区越来越小，敌人经济封锁日趋严重，银元缺少，开始限兑。”“一九三三年八月，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约在二百万元。”[18]这时，《红色中华》载文称：“近来在许多县的部份地方，发生了不信用苏维埃纸币银毫或折低其价的现象”。 [19]这种现象的发生，固然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在背后捣乱，但本质是币值不稳。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在笫四十九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新的财政计划”中指出：“国家银行应于九月起，在财政部监督之下实行独立，执行银行本身职务。”[20]
可是，纸面上的东西落实起来难。“一九三三年夏秋之间，林伯渠调任财政部长，邓子恢任付部长，成立了没收征发局，邓子恢兼任局长，在地方和部队成立下层机构，并将汀州市地下党员开的一家印刷厂的几架石印机搬来瑞金，印制了更多的纸币”，“到长征之前，发行总数约达八百万元。”[21]这一时期，即为国家银行纸币发行的第三阶段：纸币完全停兑，币值大为跌落的阶段。据原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回忆：“一九三四年，苏区票子开始不能兑现了，币值下跌了。但红军和机关那时用红军票子去买东西，仍和过去一样，商人不敢不收，怕以破坏金融治罪。但老依之间相互买卖东西就不同了，就有拒收苏区票子的、或者打折和收苏区票子的。”[22]
国家银行纸币的币值从一九三三年初开始波动，直至红军长征前大大跌落，其客观原因是敌人日益扩大的军事“围剿”和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其主观原因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和根据地的正确领导。
早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的赣南根据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就排斥了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会上，“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攻击毛泽东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提出的发展与巩固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作好准备的正确方针是所谓“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指责毛泽东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主张是所谓对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等等；并利用职权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赣南后，更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逐步得到了完全的贯彻。二月八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并声称“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任务任何动摇与纯碎的防御路线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打击。”[23]他们用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在江西开展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来急剧地加速扩大红军的步伐。从五月到九月，两个省共扩大红军六万人左右，使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的总数由第四次反“围剿”时的四万人猛增到十万人。按当时主力红军每人每天一毛二分钱的伙食标准计，每月光伙食费就要三十六万元，五、六、七、八四个月就要一百四十四万元。这里还没有把地方红军和相应扩大的其他脱产人员所需的全部开支计算在内。而一九三三年“据中央财政部收入统计，今年一月至八月国营事业的收入还只有十万零七千一百八十八元（其中还包括各种生产的盈利在内）。”[24]巨大财政赤字的弥补，除了靠向根据地内的地主富农加紧征发，征收有限的土地税，向群众借谷，号召群众捐献，开展节省运动，并把经济建设公债转入收集军粮的轨道外，就只有靠大发钞票了。
在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日益强化的同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又推行了一系列过左的劳动政策、税收政策和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政策，致使“我们苏区最重要的可以出口的产品（米、纸、木材、樟油、夏布、钨砂等等）除米以外，都很少能够输出。因此我们就不能充分地以苏区产品与白区产品交换，而我们苏区不得不以现金来偿付入超的数目。苏区的现金，于是不得不向外流出”。[25]根据地的现金大量外溢，国家银行的纸币也就不得不由限制兑换到完全停兑了。
五
针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苏维埃的财政不是没有困难的，红军的扩大，战争的发展，使苏维埃面前有着它财政上面的困难。但是困难的克服，即包含于困难本身之中，开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改善我们的苏维埃工作，向着一切国民党区域去扩大我们的财政收入，向着一切剥削分子的肩上安放着苏维埃财政的担子，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去增加苏维埃的收入，这就是克服困难的方法。”[26]这也是尽量减少财政发行，保持币值相对稳定的唯一的正确方法。
然而，就在同年同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王明路线断定“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是“红色政权与白色政权、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他们实行进攻中的冒险，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后，他们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根本无法实施。
六
回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发行的历史，我们毫不掩饰地承认，在无产阶级金融事业草创的初期，也曾发生过严重的纸币贬值。这种贬值虽然有其客观原因（根据地建立在经济落后的农村、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等等），但更主要的却是由于主观上的原因，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实行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和财经政策。纸币的发行固然有其内在的规律，但这个规律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又受着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制约，这条历史的经验我们应该记取。如果说在战争条件下，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原则，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那末在和平环境中，我们应更好地贯彻这一原则，而防止出现“缓和的通货膨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发行纸币的原则永放光芒。  

注
[1] [5] [6][8] [10] [1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公历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
[2] [9] [18][21]曹菊如回忆，1977年。
[3]士奇、昌廖，天干：《赣西南苏维埃区域的经济状况及经济政策》，1930年10月12日。
[4]参阅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版。
[7]《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5页。
[11]参阅邓子恢：《红军入漳州前后》。
[12] [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十四号》，1932年6月21日，《红色中华》第25期，1932年6月30日。
[15]《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党大会
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的中心任务》，1932年6月27日。
[16]《财政人民委员部一年来的工作报告》，1932年11月7日。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页。
[19]《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4页。
[20]《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1933年9月15日。
[22]杨世珠回忆，1978年5月10日。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9页。
[24]曾洪易：《对于经济建设中的几点意见》，《斗争》第42期，1934年1月12日。
[25]亮平：《目前苏区的现金问题》，《斗争》第20期，1933年6月22日。
[26]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吴纪文

在中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文物中\有一部分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财经战线上的主要负责人林伯渠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珍藏的。这套由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是他收藏的根据地货币中，各种面值最完整的一套。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规定“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决定由当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的毛泽民负责银行的筹备工作。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正式开业，毛泽民任行长，后调李六如为副行长，并成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及县（市）支行。国家银行和及其分行和县支行的成立，开始了人民政权统一发行货币的尝试。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敌人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根据地市场。恶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银洋甚少。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在赣南、闽西已分别建立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并分别发行了铜元票和大洋票。国家银行成立后，“为统一组织起见，决定将江西工农银行取消，闽西工农银行因系工农群众投资，故仍许其继续存在，仅停止其发行纸币权。”
　　国家银行成立后，开始筹备发行货币工作。由于国民党长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缺少印制钞票的油墨、纸张等印刷材料。1932年4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银行工作人员想方设法，才从厦门购买到部分印刷材料。
　　当时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指示要设计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由于缺少设计人员，于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亲自将那时在根据地很难找到的人才，会画画，又能书写一手好字，富有艺术天赋的原闽西工农银行的黄亚光调到国家银行，负责设计纸币图案。黄亚光是福建省长汀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搞文书工作，后历任出版处处长、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行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等职。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为革命根据地银行设计、绘制了九套货币及公债券图案共70张(枚)。黄亚光设计的货币和公债券，图案朴实、精美，既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又表现出精湛的艺术。这些货币、公债券的发行，为当时红色政权币制的统一，抵制敌人的经济封锁，调剂根据地金融，提高人民生活，以及保障军队的供给起到重大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银币券和硬币，是黄亚光为根据地设计的第一套货币。据黄老回忆，当时苏区正受到敌人严重的破坏和封锁，工作条件很差，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困难很多。后由毛泽民同志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他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黄亚光首先设计的是主图为工农集会、镰刀、斧头、梭镖、红旗等组成图案的伍分面额的辅币券。在设计贰角和壹圆面额的纸币时，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在毛泽东拒绝后，改为列宁头像。壹角和伍角币的图案均为传统的花纹图案。货币设计完后，由上海请来的一位雕刻老师傅雕刻在铜板上，送中央印刷厂印制(开始用手工印刷，后用石印机印刷)。由黄亚光设计的这套国家银行纸币，其图案极具时代特征及政治色彩，传统中不失新颖，朴实中透着典雅。
　　另据黄老回忆，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曾对他说过，设计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他在设计货币时，都绘有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中央政府为使苏区境内金融流通，便于商业汇兑与国家税收，特于本月起开始发行相当数量而有充分基金的国家纸币。”1932年，国家银行首先发行了面额为伍分、壹角、贰角和壹元的纸币，1933年又发行了面额为伍角的纸币。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均为横式，其票面图案布局为：票面上端印有右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名；中间主图左右两侧花纹图框中标有票面面值（除壹角币标在中间）；针对当时各根据地发行的代用钞票，品种繁多，印制工序简单，容易被敌人伪造，主图下边两侧的外文签字为暗记，是为防伪而特制的；纸币下边中间横框内有“凭票×张兑换银币壹圆”，标明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银洋的兑换券；票的四角花纹图框中均上下标有面值；纸币的印发时间均在票背面的下方；票的编号多盖印在主图的上方，以红色居多，其编号前的冠字则以黑色为主。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伍分币只见1932年版，其编号分为有冠字A、B、C、D、E和无冠字6种类别；壹角币也仅见1932年版，分冠字A、B、C、D和无冠字5种；贰角币见有1932年和1934年两种版别（1934年版票背面见有紫、绿两种颜色）；伍角币只见有1933年版，正面见有紫和蓝两种颜色，分冠字A、B、C、D、E、F和无冠字双号7种类别；壹元币见有1932年、1933年、1934年3种版别（票面底纹见有绿、蓝两种颜色），为双打编号。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于前期发行基金充足，发行适量，充分兑现，在群众中信誉极好。
　　值得一提的是，林伯渠珍藏的这套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中，面额为伍分，编号为E 510069的这枚币的正面，为伍分币正、背面重叠图案，其重叠的背面图案又为倒图。（见图）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面额为贰角的银币和伍分、壹分的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国家银行总行毛泽民、曹菊如、钱希均、黄亚光等及1名马夫共14人随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多数人员继续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印铸和发行被迫逐步停止。
　　据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在长征途中，红军仍然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为使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能用国家银行纸币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和及时补充部队的给养，而又不使当地群众受损失，他们每到一个休整的地方还要紧张地发行国家银行纸币，在离开时又要用当地紧缺的物资和银元从当地人民群众手中将发行出去的国家银行纸币收回来。”“长征途中先后在贵州的遵义、桐梓和川西的冕宁共发行四次国家银行纸币”。
　　1935年9月，巴西会议后，将国家银行纸币全部烧毁。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后，国家银行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同时将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并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时任中央财政部长的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印制并发行了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币。
　　参加长征的14位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到达陕北时仅剩下毛泽民、曹菊如、钱希钧、曹根全、任元志、黄亚光、郭金水、莫钧涛8人，其余6人的忠骨永远埋在了长征路上。人们不会忘记这些曾为支援革命战争、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而工作在金融战线上并为此作出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金融工作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及其之后建立的金融机构，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培养了大批金融干部，准备了必备的基础与条件。
　　这套林伯渠保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其中有些就是长征时发行并使用的，无论是在该币停止使用后的长征路上，还是到达陕北后，林老一直视其为宝物，精心珍藏，随身携带。1947年3月，胡宗南以强势兵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及附近地区发起进攻，大肆狂轰滥炸，我军被迫主动撤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要求轻装，林老烧毁了多年的日记，却留下了包括这套国家银行纸币在内，并经他多年搜集，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多方面非常珍贵的文物。林老逝世后，1961年2月，林伯渠夫人朱明遵照林老的嘱托，将这批林老珍藏多年的文物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