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邮市史话（一）上

随便集点邮

  第一篇 五十年代的邮票市场（1949年-1966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新中国的邮票市场在旧社会邮票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以1955年初中国集邮公司的建立为标志，此前的邮票市场主体仍是以解放前开业的个体邮商为主，以散见于全国各大城市邮局里的集邮台为辅的格局；此后的邮票市场主体则渐渐演变为以国营中国集邮公司及其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一统天下的新格局。



　　                                                         第一章 建国初期的邮票市场（1949年-1956年）




　　建国初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刚刚结束，新旧两种社会制度更替，加上曾经十分活跃的集邮团体纷纷解散，绝大多数邮刊也随之停办，知名集邮家和邮商大都销声匿迹，或者迁居港台，集邮活动暂时陷于停顿，集邮者失去了彼此联系的纽带，因此，邮票市场一度出现萧条冷落的局面，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950年7月的《京联邮讯》在报道京津邮市近况时指出：“现因银根紧缩，百货滞销，邮市实销不畅。至于各家门市，生意亦殊平平。天津情况似较京地为佳，但亦乏蓬勃活跃景况。”1951年4月的《近代邮刊》也详细记述了当时邮市、邮刊、邮商和邮人的心态：“《近代邮刊》往年每月最高之销数为1600份，上海解放后缩至200份左右。其原因，一为战事关系，集邮者星散；二为一部分集邮者生活转变未能顾及集邮；三为当时各邮区分别发行邮票，种类繁多，面值又高，一般购买力不及，因无力继续集邮，故对集邮刊物高精亦不订阅；四为没有新进集邮者增加；五为原有集邮者一部分发生疑虑，不知人民政府将来是否提倡集邮，因而存观望的心理而停止，甚或将其以前所存邮票，悉数售出。国内邮市，因此供过于求远甚，邮票价值惨跌，影响一般集邮购藏邮票之心理极大。”




　　然而，集邮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一刻也离不开交流。这一时期邮票市场的结构特点是两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旧社会留存下来的个体邮商所经营的邮社为主，以中国国际书店和国营邮局所属集邮台为辅，邮票市场规模很小，结构简单，邮票市场各主体之间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互无往来，所服务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




　　新政权甫建之初，集邮活动在历史嬗变的特定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出现暂时停滞。但是随着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和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特别是在当时国家邮政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下，积极创造有利条件，筹措新邮发行，设立销售渠道，团结个体邮商，支持集邮活动，邮票市场很快由停滞走向复苏。




　　首先，在组织建制上，成立开展全国邮政业务的领导机构。1949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政府任命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是年11月1日，邮电部宣布正式成立。1950年1月1日，邮电部邮政总局（该局前身为华北邮政总局）成立，苏幼农任第一任局长。邮政总局全面负责新中国邮票的设计和发行工作，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邮政事业和集邮事业从此步入正轨。




　　其次，当时的国家邮政主管部门，先是华北邮电总局（1949年6月5日改为华北邮政总局），后是邮电部邮政总局，都非常重视发展集邮业务，使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武汉等城市邮局的集邮台得以迅速恢复对外营业。集邮台由各地邮局设立并管理，专门出售解放区邮票和新中国刚发行的纪特邮票，它是新中国国营集邮企业的雏形。小小的集邮台，成为联系国家邮政主管部门与广大集邮爱好者的纽带和桥梁，在中国集邮公司成立之前，各地集邮台为发展新中国的集邮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第三，国家邮政主管部门对解放前开业的私营邮社和邮商采取保留和扶持的宽松政策，使不少原本关门歇业的私营邮社很快又恢复了集邮业务，为邮票市场增添了不少活力。




　　第四，国家邮政主管部门通过答复集邮者的来信，明确表示集邮是正当的文娱活动，人民政府是提倡集邮的；并且通过各地的民间邮刊发布新邮票发行的消息。




　　由此可见，国家邮政主管部门用实际行动表明新政权是提倡集邮的，对当时集邮界盛传的各种错误认识进行拨乱反正。




     一、邮票市场主体之一——集邮台




　　建国初期的集邮台，相当于现在设在某些邮局里的集邮专柜，是专门为集邮者提供集邮邮票的机构，经营规模很小，营业人员较少，可供集邮者选购的品种亦不多，当然，这种状况与当时的集邮者人数和集邮业务量也是相对应的。即使如此，集邮台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哈尔滨、长沙等少数几个大中城市的邮局设立了专门的集邮台。




　　北京集邮台的前身是国民党交通部邮政总局所属北平邮政管理局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初设立的集邮台，由会计股领导，主要负责人是王鸣岐先生，地址在北平市前门内公安街北平邮政管理局办公楼内，先是在二楼营业，后搬至楼下营业厅北端营业。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派华北邮电总局副局长成安玉为军代表，组成60余人的北平邮局接管组，进驻北平邮政管理局。接管邮局之后，原有工作人员全部留用，集邮台也继续营业，并未中断，只是立即停售中华邮政邮票，改售华北人民邮政邮票。




　　北平邮政管理局集邮台营业之初，由于票品种类较少，未编印售品目录。2月10日起开始出售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发行的毛主席像邮票。3月8日，开始出售华北邮电总局发行的石家庄版冲锋图和生产图邮票及京华印书局加盖的华北“改作×元”邮票。以后相继出售华北“暂作×元”邮票、荷泽加盖的改值邮票以及天津加盖的汇兑印纸改值暂作邮票等。4月7日起，禽中正式印发售票目录，并办理缺票登记业务。




　　1949年5月20日，集邮台发出通知，预订华北邮电总局发行的《邮票汇集》，该邮票汇集包括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和华北区邮票，其中未在北平邮局出售过的邮票有9种。该《邮票汇集》的供应量是100册，采取预交款办法，每册售价10万元旧人民币（折合人民币1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昂贵的邮品了。




　　为满足集邮者的需要和提高集邮者的集邮兴趣，华北邮电（政）总局在发行“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邮票之前，还由集邮台发出通知，预订邮票得可预购“五一节”四方连中缝无齿四周有齿邮票和“七一”无齿票。




　　具体情况如下：在发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邮票前，集邮台曾前后发过两次通知：第一次通知，预约该票有齿、无齿两组（10种）为一套，售旧人民币600元。每人可预约5-1000套。第二次通知，提出凡预约4全套者，可搭配四周打孔中缝无齿孔的四方连一套。在发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邮票前，集邮台1949年6月16日发出通知，为优待预约者起见，凡在预约期内定购之票，可指定要不打齿孔者。邮票正式发行时，集邮台窗口只出售有齿孔七种。




　　与此同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各解放区发行的邮票都曾陆续在这里出售，当然以“华北人民邮政”发行的邮票最齐全，其它有东北、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南各地解放纪念邮票，延安宝塔山邮票，以及新疆伊、阿、塔三区邮票等都曾在这里出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改名为北京，北平集邮台更名为北京邮政管理局集邮台。邮电部邮政总局于1950年2月10日开始发行天安门图全国通用的普通邮票。5月5日邮政总局通令全国：自7月1日起停售各解放区自行印制、自行加盖的邮票，9月1日停止使用。通令还要求，除东北和新疆两地外，凡各解放区自印的、非人民币面值的邮票，无论在普通售票窗口和集邮售票窗口（即各地集邮台）均不得继续出售。北京的集邮台开始出售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各类邮票。




　　1955年1月，中国集邮公司成立前夕，北京邮政管理局集邮台宣告撤销。此后，集邮邮票统一由中国集邮公司出售。




　　天津集邮台的前身是国民党交通部邮政总局所属河北邮政管理局设立的集邮台，开业时间大约是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1月，它附设在天津东站邮局内，由河北邮政管理局出纳科票款股负责，主要经办人是徐家麟、马光祖、柴以令等，窗口售票为刘金钟。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集邮台于5月1日重新营业，仍由原来人员负责。初营业时，售卖华北阜平版毛主席像、汇兑印纸天津加盖和华东解放区在天津印制的邮政运输图、淮海战役胜利纪念、“二七”建邮等几种邮票。因为后三种邮票系华东邮政管理局委托天津邮局在天津印制并代垫费用。徐家麟等人特与有关方面协商，直接从印制这些邮票的中国印刷厂领取了一批无齿票和有齿票，交集邮台出售，增加集邮邮票的供应品种。




　　为了尽量满足集邮者对集邮的多样化需求，天津集邮台除出售华北邮电总局发行的华北区邮票外，还试行与各大行政区邮电管理局进行交换，以增加新的邮票品种。为此，特派专人赴沪，带去华北“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邮票有齿、无齿各2500套，换回了“南京上海解放纪念”邮票580多套，交集邮台出售。并与华中、西南、西北、东北、旅大等区建立了联系，通过互换得到了大量的其它解放区的邮票。一时间集邮台出售的品种较齐全，几乎每隔三两天就有新邮票上柜销售，因而每天都吸引了许多集邮者前往选购，营业很是兴旺。




1955年1月，中国集邮公司成立前夕，北京邮政管理局集邮台和天津邮局集邮台宣告撤销，全国其它城市的几个集邮台也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此后，集邮邮票统一由中国集邮公司出售。




　　小集邮台的出现，对于建国初期的集邮事业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一方面延续了集邮者在解放前后的集邮活动，使之不至于中断，另一方面也完成了集邮者在收集范围上的转换，即促使集邮者开始注重收集解放区邮票和新中国邮票。因此它是当时规模很小的邮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旧集邮体制交替的一种过渡形式，也是后来国营集邮企业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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