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玩古玩古董文物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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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一些文玩和古董收藏爱好者交流时，常常听到一些自称是“古玩”爱好者的朋友，其实把玩的没有一件与“古”相关。之所以出现将文玩当古玩来观赏把玩的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对把玩收藏品类和属性的理解不透认识不深。

从字面上看，文玩和古玩仅一字之差，两者都是玩，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的确，从属性上讲，“文玩”和“古玩”都是供人欣赏的观赏品，它们都具有观赏和把玩的共性，然而，就是因为这一字之差，两者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时间属性和文化内涵。

文玩源于古代文人书斋器物。作为书桌案几的器用，一般大过尺余，小不足寸许，既可供设于案上，又可把玩于掌心，可远观，亦可近赏。特别是有些赏玩摆件，如山石盆景、玉雕山子等，往往小中见大，以芥子纳须弥的精巧包容大千世界的奇谲，呈现的是“小器大样”的气势。

文玩物品往往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如文房四宝、茶具香炉，甚至串珠配饰，无一不具有实用功能。文玩还具有当代性特征，即欣赏把玩的一般皆为当代材质名贵、造型奇特、工艺精巧、意趣盎然的物品。“当代性”以把玩者为时间坐标，不同时代的人都具有其特定的“当代性”。现代对于文玩的理解更加宽泛，那些具有一定观赏性和趣味性，且具有一定经济和文化价值的东西，如玉石玛瑙、沉香蜜蜡、竹木果核等，无论做工是否精良，都成了“文玩”物品。

古玩与文玩的最大区别就是时间概念，古玩就是古代人所玩的玩意儿。一百多年前的老祖宗们所赏玩的东西，在今天我们称之为古玩，一百年以后的子孙们同样也称我们今天的文玩为古玩。文玩和古玩在赏玩的属性上基本一致，在具体的内容和品种上，却因为人文环境，自然资源、工艺技术和审美好尚的变迁而有所差异。

文玩和古玩相通，古玩却与古董不同，古玩只是古人赏玩的玩意儿，而古董却具有一定的文史价值。

说到古董则与收藏有关，收藏离不开考古。我国虽然有了千年的古物研究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却是近代的事情。北宋中期，好古博学的欧阳修对商周青铜器和秦汉石刻碑碣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他对这些古代文化遗存进行了考证著录，从而兴起了一门以考古研究为目的的“金石学”。金石学点燃了北宋文人的收藏热情，出现了许多痴迷的藏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收藏佳话。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好古如命，北宋末年举家南渡，逃难时除了携带一些必需的行李外，其他尽是爱不释手的藏品，他们商定在危急之时宁可丢弃细软衣被也要保全藏品。素有“米颠”之称的米芾对古物收藏更是如痴如狂，相传一次和蔡攸乘船同游，偶见王羲之《王略帖》，便不顾一切地哀求转让，见蔡攸执意不予，便跃上船舷以死相逼：“你若不给我，我便跳江而亡。”宋人好古，他们称这些器物为“古器物”或“古物”。

古董这个叫法是明清以来的事情了。清朝以前人们称古代遗珍为“骨董”。骨董和古董虽然读音相似，但一字之差却非不经意的谬误，而是有着不同的意涵：“骨”取肉腐骨存去表存真之意，特指那些经过岁月淘洗而遗存下来的古代精华之物，故骨董有精美宝贵的古物之意。古董是一个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中性词，并非特指“精美宝贵的古物”，而是那些有史料、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古代遗存物品。古董一词与近代考古学的兴起相关。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受中国政府邀请，主持了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在挖掘过程中，他所运用的西方考古学理念和方法给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开启了我国学术意义上的考古序幕，“古董”这一没有任何材质、工艺、艺术和文化价值取舍的中性名词也逐渐被各阶层人士所接受而成为我们今天通用的名称。

古玩和文物虽然皆属于古董的范畴，但却是两种不同属性的古物。历史上“文物”二字出现得较早，《左传·桓公二年》中就有记载：“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之后，《后汉书·南匈奴传》中也有：“制衣裳，备文物。”的记载，但是，这里出现的“文物”并非我们现代所指意涵。直到唐代骆宾王：“文物俄迁谢，英灵有盛衰”和杜牧的“六朝文物草连天，天淡云闲今古同”诗句出现的“文物”才具备了前代遗物的含义。顾名思义，“文物”即为：有文化价值之物，强调史料与文化性，只要有史料和文化研究价值的古物和历史遗迹，不论材质、工艺、艺术价值，都是文物。文物强调的是古代遗存的文化价值，不仅是物品，还包括那些古代遗址，而古董则更注重古代遗留的物品。古玩和古董、文物不同，它虽然也是古物，但更强调观赏和把玩性，因此更加注重材质的价值、工艺的精美、构思的奇巧。古董和文物虽然也可以成为古玩，但古玩却不一定是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