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发行的“粮食库券”）

吴纪文

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发行的“粮食库券”

                                                                                                                             ——贺鹏春（四川）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击卢沟桥，中国驻军奋起还击，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
      1941年3月29日，行政院颁布《田赋改征实物办法暂行通则》，规定“田赋改征省份，应自即日起，尽量征收实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四川成为抗战基地。1941年，随着沦陷区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厂矿企业流亡人民的大量迁川，西南后方粮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因战时军公粮的配发，以及后方重要城市民食之调剂，所需粮食数量甚巨，田赋征实所得，尚感不敷出之用。为确保军需供应，维系公教人员及城市居民的民食，增强财力，平抑物价。国民政府于1941年6月16日—24日，在重庆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财经会议，会议决定自民国30年（1941年）下半年起，将各省战时田赋一律改为征收实物，由中央直接办理。8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粮食库券条例》。
      这种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粮食部联合发行的“粮食库券”，自1941年9月始至1943年9月止，前后发行3次，种类分稻谷券和小麦券两种。民国30年（1941年）面额有壹市升、贰市升、伍市升、壹市斗、伍市斗、壹市石、伍市石、拾市石、壹百市石九种（图一）。民国31年（1942年）、32年（1943年）面额各有面额各有壹市斗、贰市斗、伍市斗、壹市石、伍市石、拾市石、壹百市石七种。稻谷券主要流通于四川、西康、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小麦券主要流通于山西、陕西、河南、宁夏、青海、甘肃、绥远等省。
     根据《粮食库券条例》，本库券于民国30年9月1日发行，自民国32年起分5年平均偿还，即自是年起，每年以面额五分之一，抵缴田赋应交之实物，至民国36年全数抵清。利率为周息五厘，自发行日起，以实物计算，利随本减（图二）。
     在发行“粮食库券”的同时，还发行了两种辅券。
     一种是在民国30年（1941年）8月31日，行政院公布了《粮食库券领换凭证领换办法》，于9月1日发行“粮食库券领换凭证”，从民国30年（1941年）9月起至民国32年（1943年）9月止，共发行了3次。本凭证含稻谷券和小麦券两种，民国30年（1941年）面额有壹市升、贰市升、叁市升、肆市升、伍市升、壹市斗、贰市斗、叁市斗、肆市斗、伍市斗十种。民国31年（1942年）、民国32年（1943年）面额各有壹市升、贰市升、伍市升、壹市斗、贰市斗、伍市斗六种（图三）。本凭证为在征购粮食不足壹石或粮食库券已发放完请领未到时，发给这种小额的领换凭证。待百姓交粮凑足壹市石以上粮食券面额后，向该县代理换发库券机关，领换粮食库券。
    另一种是“征借粮食临时收据”（图四）。抗战期间，国民党于1944年5月26日召开五届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加强管理物价方案紧急措施案》，其中规定“粮食征购一律改为借征，采用累进法，提高其数额。除征收征借粮食及地方积谷外，其他地方私立名目摊派粮食者均应禁止。”于民国33年（1944年）发行“征借粮食临时收据”，本收据分稻谷券和小麦券两种，面额有壹市升、贰市升、伍市升、壹市斗、贰市斗、伍市斗、壹市石、伍市石、拾市石九种。本收据与粮食库券不同的是，其征购借粮偿还日期由粮食库券的5年平均偿还改为5年后再分5年平均偿还。
     抗战时期，通过田赋征实、征购和征借粮食，国民政府征得大量粮食，由中央政府掌握，统筹规划，调剂使用，保证了军粮的拨发，公粮的供应和民粮的调剂，进而起到充裕财力，稳定金融和平抑粮价的作用。征实、征购、征借、捐献，凡此种种，足以证明人民爱国出粮，拥护抗战之热忱。
    但到1944年9月以后，更将各省征购粮食一律改为征借，不发库券，不计利息。到了民国38年（1949年），国民政府已迁台湾，偿还借谷，实际成了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