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粮票制度实施前的粮食形势和粮食政策

吴纪文

新中国粮票制度实施前的粮食形势和粮食政策

武汉 叶青

　　在中国大陆实行的粮票制度，是中国短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重要标志物，它以其深邃的内涵表述着新中国的粮食形势和粮食政策。新中国粮票制度是1955年8月开始建立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开始？在它之前的六年里，中国的粮食形势和粮食政策又是怎样导致了粮票的产生？怀着对这两个问题的浓厚兴趣，作者经过数年的资料搜集，终于较清晰地理解了这两个问题，并根据这些资料撰成了这篇文章。
　　本文将新中国成立到1955年8月实行粮票制度的六年时间，依照当时的粮食形势和国家的粮食政策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粮食自由贸易阶段（1949年10月－1953年10月）；第二阶段：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初施阶段（1953年11月－1955年8月）；第三阶段：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完善肇始（1955年8月粮票制度的实施）。其中第一阶段又根据当时的粮食形势分为：1949年10月至1952年下半年的粮食自由贸易前期，1952年下半年－1953年10月的粮食供销紧张时期两部分。
一、粮食自由贸易阶段的粮食形势
　　（一）粮食自由贸易阶段前期的粮食形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接手的是一个数十年战乱不断、百孔千疮的乱摊子。新中国建立之初，农业的基础相当薄弱，农业生产（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几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沿。据统计，1949年全国主要农具减少30%，耕畜减少16%，在华北地区劳动力损失了三分之一，本来已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在国民党反动派败退时又惨遭破坏。生产工具的减少使得劳动效率下降，而战争造成的青壮年人数的减少，使得劳动力素质下降。因此，建国初期直至1951年，粮食总产量和单产与战前最高年产量（1936年）相比，都大大地下降了。粮食供应形势一直比较紧张。
　　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粮食市场上，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一些不法投机商利用粮食供应紧张形势，掀起粮食涨价的风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市四次粮价波动。这四次粮价波动仅十个月的时间（从1949年5月30日至1950年3月底），粮价却从每石4200元上涨到280，000元（中白粳米价），上涨了约66倍。这四次粮价波动，引发了建国初期四次大的物价波动。国家从两个方面同投机势力进行了反复较量。一方面是加强市场管理，把51亿斤公粮交贸易部调剂市场，大量抛售粮食，控制批发市场；另一方面是组织直接供应，减少中间盘剥。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战争”的挑起者是投机的不法商人,被迫应招的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国家通过调运粮食、抛售粮食等策略,刹住了这四次涨风。为了平息这四次惊心动魄的粮价涨风，中央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动用军舰运送粮食。后来中央政府实行计划经济、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四次粮价涨风无疑也是一个切肤之痛的因素。
　　建国初期，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措施稳定粮食市场，在其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粮食的产需矛盾有所缓和。这是因为：
　　1、全国粮食产量逐年增长
　　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严重下降，只有2264亿斤，人均占有量仅419斤原粮。195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642.5亿斤，1951年增加到2873.3亿斤。1952年粮食增产幅度最大，甚至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936年的3000亿斤）9.3%。
　　2、调整公私关系，市场粮价稳定
　　在打击不法投机商平息四次粮价风波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两次调整。一次是在1950年6月，一次是在1952年冬。这两次调整都是为了理顺公私关系，让二者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都发挥重大作用。在粮食流通渠道中，全国各地均保持了一定比重的私营，零售占较大比重。江西省研究制定的粮食批零差价为8%，最低为7%，最高为10%，使私商有利可图。粮食市场价格稳定。
　　3、国家掌握的粮食逐年增多
　　国家以征收公粮和在市场上购买余粮的方式掌握粮源，数量是逐年增中的。如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21.6，1951年为171.8，1952年又增加到197，增加了将近一倍。
　　（二）粮食供销紧张时期的粮食形势
　　从1952年下半年起，我国的粮食战线就遇到了新的困难，国家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粮食供销形势又趋紧张。这一年，粮食增产了400多亿斤，但国家在市场的收购量只增加58亿斤，而销售量却增大了117亿斤。购销差达到59亿斤。
　　粮食困难的总暴发发生在1953年秋季。这一年，灾情虽然比较大，但粮食仍增产58亿斤。然而，终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但完不成，反而有比1952年下降的趋势。拿山西省为例，1953年小麦生产量达19.8亿斤，为历史上最高的年产量，但第三季度的小麦收购数量只及1952年同期的95％。
　　从全国来讲，1953年下半年国家粮食收购计划月月完不成，而销售计划则月月被突破。1952-1953年的粮食年度（粮食年度是以上年的7月至次年的6月为计算时段），国家的粮食销量比上年度增加了84%，比同年度收购的粮食多72.95%。当然，这里所说的购少销多，主要是“销多”的问题，收购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减少，还是逐年递增的，如以1950年国家收购的粮食量为100，则1951年为198，1952年为347，1953年为445。但是，粮食的销售以更大的比重增长，如以1950年为100，则1951年为192，1952年为336，1953年为542。国家为了保证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对粮食日益增长的需要，不得不动用库存的储备粮来弥补这个差额。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国家对市场的供应力量。
造成购少销多的原因主要是：
　　1．农民的粮食消费水平提高了
　　2．城市和工矿人口在迅速增加
　　3．经济作物区和畜牧区的增长
　　4．不法投机商与国营粮食公司争购粮食
　　这四个原因中，前三个是“销多”的原因，第四个是购少的原因。对于不法商人争购粮食这一点，柳青先生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中是这样描述的：（1953年农历三月，）“粮商和国营粮食公司抢生意。穿着蓝制服的粮食公司的营业员，胳膊上带着白字红布袖箍，手里拿着白铁皮传话筒，满粮食市走来走去，向粜粮食的庄稼人呼吁：反对哄抬粮价。他们呼吁庄稼人，把粮食卖给国营粮食公司，支援城市建设。……真有意思，在他们演说的时候，渭原县和西安市来的粮客，却到处蹲下去和牙家（指经纪人。本文作者注）捏码子，根本不理那一套。贸易自由嘛！”
　　在江苏省苏南地区，投机商利用变相提价、拦路收购等方式争购新稻。1952年10、11月间，个别收购点私商收购比重高达90%以上。1953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不法投机商在农村大肆买青苗和购禾花谷。粮食市场上已很少见到出售的粮食。《创业史》对此是这样描述的：“但到（1953年，本文作者加）农历三月下旬，又出现了郭世富不能一下子就明白的新情势。三月二十三，粮食上市少了；二十六，更少了；到二十九，只有零星的粮食上市了。”
　　在当时国营和私商可以同时经营粮食的情况下，粮价只要一波动，搞粮食不法投机的人就会骤增，一下子可以增加几十万人。在粮食少的地区，不法投机商的活动十分猖獗，他们肆意哄抬粮价，扰乱市场。这些粮食市场的投机现象，严重干扰了国家粮食购销计划的实现，导致粮食产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吴纪文

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国家对粮食这一重要物资的控制能力，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当时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因此，中央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定，是符合这一规定的。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为粮食统购统销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奠定思想基础。
　　1953年11月，中央政府正式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
　　粮食的统购统销，具体地说，有以下四个基本内容：
　　1．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
　　2．对城市人口和农村缺粮人口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
　　3．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
　　4．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体制。
　　为什么要在1953年11月实行统购统销呢?陈云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因为如果当时照旧在市场上收购，就购不到所必需的粮食。……土地改革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是农民生活改善以后，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商和别的行业的商人就囤积粮食，存有余粮的富农，等待高价，不卖粮食。很显然，政府为了掌握必需数量的粮食来保证供应，使私商和富农不能够操纵粮食市场，就必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在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初期，政府和各级官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统购上。1954年全国粮食产量是原粮（即带壳粮）3390亿斤，折成贸易单位粮（即去壳粮，又名商品粮）是2920亿斤。政府原定计划连征带购商品粮868亿斤，实际连征带购是893亿斤，计划的完成是令人满意的。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国家对粮食这一重要物资的控制能力，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当时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因此，中央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定，是符合这一规定的。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为粮食统购统销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奠定思想基础。
　　1953年11月，中央政府正式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
　　粮食的统购统销，具体地说，有以下四个基本内容：
　　1．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
　　2．对城市人口和农村缺粮人口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
　　3．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
　　4．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体制。
　　为什么要在1953年11月实行统购统销呢?陈云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因为如果当时照旧在市场上收购，就购不到所必需的粮食。……土地改革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是农民生活改善以后，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商和别的行业的商人就囤积粮食，存有余粮的富农，等待高价，不卖粮食。很显然，政府为了掌握必需数量的粮食来保证供应，使私商和富农不能够操纵粮食市场，就必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在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初期，政府和各级官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统购上。1954年全国粮食产量是原粮（即带壳粮）3390亿斤，折成贸易单位粮（即去壳粮，又名商品粮）是2920亿斤。政府原定计划连征带购商品粮868亿斤，实际连征带购是893亿斤，计划的完成是令人满意的。
　　1955年春季全国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有些人就把这一问题归结到1954年度政府向农民征粮太多上。实际上，1954年全国销售的809亿斤中估计销回农村的是360亿斤，如果把返回的这部分粮食除去，政府向农民连征带购的粮食实际上是533亿斤，只占粮食总产量的18.3%。1954年每个农民占有原粮560斤，与1949年的380斤相比，增长47％，560斤的占有量在当时来讲是不低的。1954年和1955年每当统购结束以后，政府仍然可以在市场上从农民的手中购到20－40亿斤粮食。这证明统购以后，农村中仍然有一部分余粮。当然，向农民的购粮过多的现象还是有的，但那只是一小部分地区。
　　在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初期，由于缺乏经验，也曾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比如1953年和1954年开始实行粮食收购时，只规定余粮出售的幅度，没有在生产前把具体的购销数量确定下来，造成农民产生“统购无底、增产无益”的想法，影响了广大农民增产的积极性。
　　政府对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中可能会出现的缺粮户给予了足够的关注。1954年初，西北粮食管理局为保证缺粮户不致饥荒，对缺粮户实行预售粮食。这样既防止奸商囤粮抬价，又保证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当时发行有预购提粮证（见图一），该证提粮时间有1954年一、二、三、四月份四种，当月提取，不得提前取粮。
　　在统购统销初期，县一级政府对干部下乡的吃饭问题管理得较为规范，一般都发行米票或吃粮证明。下乡干部凭这些证明在乡下吃饭，并按统销粮的牌价付款。收票人凭此票可按牌价购入粮食。图二为贵州黄平县1955年的米票，图三为云南永仁县1954年的吃粮证明粮票。这些统购统销初期遗留下来的干部下乡用粮证明县份不少，名称五花八门，有心者可作专题研讨。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过程，《创业史》也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创业史》纪实性地记述道：“蛤蟆滩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根据党的十月决议，按期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开始了。下堡乡人民代表会按耕作面积、当年产量和人口调查，计算出第五村应收购三十五万斤余粮的任务。工作的期限是两个月十二月和一月。赶阴历腊月二十三，庄稼人送灶王爷的那天，要求做到所有出售的余粮，全部入仓。黄堡区委书记王佐民住在下堡村乡政府，指导全区的工作。工作的安排是：第一阶段，宣传总路线；第二阶段，按户余粮摸底和个别说服工作；第三阶段，组织入仓；第四阶段，整顿互助组和处理遗留问题。每个阶段，大约半个月时间。……”
　　在统销方面，政府投入的注意力是不够的，可能是觉得只要完成了统购计划 ，满足全国的正常供应就没有问题。因此，统销初始仅凭户口册发给购粮证，实行凭证买粮。所谓凭证买粮，系由居民自订用粮计划，报送有关机关审批供应。其实，所谓审批往往流于形式。供应工作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漏洞很多。尤其对流动人口的供应，更放任自流，如各地对船民的供应，凭航行证、户口簿、选民证、乡村证明等都可以买粮。有的船民持这些证件交替重复购买，套购国家粮食。而且还有许多城市对居民粮食供应几乎没有管理。
　　居民自订用粮计划这一块也含有很重的水份，因为谁都想多报些计划，多购些粮食。在浙江诸暨粮食部门1954年1月19日的《工作五日报》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本月4日，城关开始实行凭证供应，……江东的一个居委会121户，当初因为怕买不到米，自报每户的粮食数有些夸大，现在看到人民政府成立了五个供应站、五个代销店，大米堆得满满的，……第二天就有二、三十户自动去居委会要求把自报数量减少了一、二十斤。”
　　从全国范围来讲，粮食销量的不正常上升，是从1954年9月开始的。到了1955年的三、四月份在原属华东、中南、华北地区的若干省份的部分农村中，出现了许多农民要求供应粮食的现象。鉴于粮食销量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在1955年4月28日发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全国各省市立即派出了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到城市整顿统销工作。经过整顿以后，销量迅速恢复正常。三月份全国销粮93亿斤，四月份96亿斤，经过整顿的五月份销粮84亿斤，六月份64亿斤。而历来五月份是粮食销量最多的月份。由此可以看出：在叫喊缺粮的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缺粮。
　　对于统销工作中的失误，陈云副总理在同一篇讲话中是这样认识的：“我们的主要错误，就在于销售方面太宽。从1953年11月到1955年4月的一年半中，我们着重了统购工作，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放松了统销工作，这是我们的重大缺点。”
　　从上述情况可知，在统购统销的初始阶段，国家仅仅完成了粗线条的统购统销，只是将粮食的购销权抓在了手，但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三、粮食购销两个《暂行办法》的出台
　　针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不完善之处，国务院于1955年8月25日同时发布两项命令，颁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前一个《暂行办法》实际谈的是统购（包括农村中的一部分销售），后一个《暂行办法》谈的就是统销。
　　《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进一步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系统化、制度化、以法令形式规定在农村实施粮食“三定”办法，以进一步稳定农村粮食局势，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
　　定产：农户的粮食产量，按粮田的单位面积常年产量归户计算，根据田地质量的自然条件结合其经营条件评定。核定的粮田单位面积常年产量，自1955年起，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利用田埂、场地、宅基空地生产的粮食，不计产量。在定产以后，新垦荒地，自收获之日起，三年不计产量。
　　定购：国家向余粮户统 购的粮食，一般应占其余粮（从定产数量中，扣除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用粮标准计算的种籽、口粮、饲料以及实缴公粮之后所剩的粮食）数量的80％－90％，按单一比例规定购粮率，不累进；对富农余粮购粮率应适当提高。国营农场、地方国营农场生产的粮食；除按规定的用粮标准留下需用的粮食外，所有余粮应全部卖给国家。
　　定销：各类缺粮户用粮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原则是：种籽粮应根据实际需要供应，一般粮产区的缺粮、户口粮、饲料粮标准，应稍低于当地余粮户的标准；按照国家计划种植经济作物的缺粮、户口粮、饲料粮标准，应不低于当地余粮户的用粮标准。对各类缺粮户的粮食供应，应根据何时缺粮、何时供应的原则，分别评定各户开始供应的时间和分月供应计划，按计划供应。农村粮食统销，一年核定一次。
　　粮食“三定”的办法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拥护。陈云副总理在同一篇讲话中谈到：“有的农民说‘三定是四定’，意思就是说，有了定产、定购、定销这三项办法，心也就定下来了。显然，‘三定’的办法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今年粮食增产的可能性，而且将要大大地改善我们的统购统销工作。”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对所有市镇居民，按照其劳动差别、年龄大小等情况分等定量，以户为单位，发给购粮凭证。对于工商行业用粮，按照用户的实际需要，核定指标，按计划供应。对于市镇畜饲料用粮也实行分等定量的供应制度。对居民的口粮（成品粮）供应，划分为以大米为主食以杂粮、面粉为主食的两类地区的9个不同等级，不同的供应标准如表所示。
　　
单位：市斤/月.人

等级	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		以杂粮、面粉为主食的地区
	供应标准幅度	平均控制数	供应标准幅度	平均控制数
1	45-55	50	50-60	55
2	35-44	40	40-49	44
3	26-34	32	29-39	35
4	24-29	28	27-32	31
5	26-33	32	29-36	35
6	22-26	25	24-28.5	27.5
7	16-21	20	18-23	22
8	11-15	13	12-17	14
9	5-10	7	6-11	8

　　粮食按人分配等定量供应，使市镇粮食 的计划供应更趋完善，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拥护和支持。为进一步做好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工作，全国各地于1956年切实建立了三种粮食管理制度：
　　1、粮证管理制度。即按人分等核定供应标准后，以户为单位，按分等合计供应数量，核发“居民粮食供应证”的管理制度；
　　2、居民口粮标准的变更迁居转移供应关系等管理制度；
　　3、粮票管理制度。各地粮食部门根据1955年8月粮食部所发布的《关于全国通用粮食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进行粮票的领发、收回与上缴、登记与统计等管理。
　　粮票管理制度自此建立，并在大陆实行了38年之久。粮票管理制度的建立，开了我国短缺经济实行多达数百种票证管理之先河。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培刚 廖丹清著《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2002年版
2.《人民手册》《大公报》社1956年版
3.《粮食》杂志1956年版1957年版
4.柳青著《创业史》1960年版
5.陈宝灿著《粮票功不可没》载于《中国粮风》总54期

2003年5月15日初稿
2003年5月22日二稿
2003年6月2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