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上的各种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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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即纪年的名称，在我国历史上，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近现代多次社会大变革，纪年曾采用过多种方式，自然也就出现了多种年号。因此，反映在不同时期发行的纸币上，也就有多种不同的纪年方式，这也是中国纸币独特的民族特点。

　　我国清代及其以前发行的纸币一般多以当时封建皇帝的年号纪年。例如“大明通行宝钞”以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纪年；清代的“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以文宗皇帝的年号“咸丰”纪年。大清宝钞曾发行过从咸丰三年（1853）至咸丰九年（1859）年七个年份，户部官票也曾发行从咸丰三年至咸丰八年六个年份。

　　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废除了封建帝制，而新的纪年方式尚未确定，因此，此时发行的纸币多以传说中的黄帝年号纪年，因为传说中黄帝代表中原各民族的共同祖先，用此年号纪年能得到一切炎黄子孙的接受和认可。所谓黄帝纪年即以黄帝降生之年开始纪年，相传在公元前1697年岁逢甲子，为黄帝元年，以此推算，1911年（即农历辛亥）也就是黄帝纪年4609年。因此，1911年山西大汉银行发行的军用票、江苏省上海市发行的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等均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行的纪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二月造”。这是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以中华民族传统的纪年的纸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中华民国成立后，停止使用黄帝纪年，改用中华民国年号（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或公历年号作为纸币的纪年，一般两种纪年方式混合使用。例如：四大国家银行及各省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一般正面为中华民国年号纪年，背面采用公历年号纪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自称皇帝，改元“洪宪”，这是中国封建帝制的一次回光返照，因仅存在83天，故“洪宪”年号的纸币很罕见，现仅发现有辽宁省东南田家屯东兴顺私贴2角以“洪宪元年”（1916）纪年，这是袁世凯复辟的历史见证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政权组织和银行发行的人民货币也多采用民国和公历混合纪年方式，但在特殊时期也有一些纸币采用了自已的独特的具有本阶级特色的纪年方式，例如：红军长征前后在苏区发行的纸币有很多采用了“中华苏维埃”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年号纪年，这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属性的年号。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围巢以后，赣南、闽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0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就把1931年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元年，于是苏区发行的一些纸币就采用了此种年号。据我们统计，苏区纸币曾用过“中华苏维埃元年”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三年至五年四个年份。


　　新中国和第一套人民币60种票券发行于1948年12月至1953年12月，历时五个年头，由于其发行持续时间长，票券种类多，又横跨建国前后，且处于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因此，表现在票券的年号上也有不同：建国前印制发行的票券正面均以中华民国年号纪年，如“中华民国三十七年”或“中华民国三十八年”；背面均以公历年号纪年，共有1948年和1949年两个年份（其中只有20元六和塔票券和1000元耕地狭版券背面无年号）。建国后印制发行的票券正背面大多以公历年号纪号，共有1950年、1951年、1953年三个年份。自第二套人民币起，人民币上的年号均改成统一的公历年号纪年，至今已用过1953年、1956年、1960年、1962年、1965年、1972年、1980年、1990年、1996年、1999年和2005年11个年份。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集藏人民币过程中，很容易把纸币上的年号误认为纸币的实际发行时间，其实不然，纸币上载明的年号是指纸币的设计、制版或印制时间，并非实际发行时间。例如：我国第二套人民币原计划在1953年发行，故年号为1953年，但其实际发行时间却是1955年3月1日以后；第三套人民币票券上的年号有1960、1962、1965、1972，但其实际发行时间均晚于年号时间。由此可见，纸币上的年号与其实际发行时间是两回事，纸币的实际发行时间应为各票券发行公告规定的时间。

雪花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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