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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第一套人民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产物,其设计思想是以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商业、贸易、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典型实例作为选择图样的题材。票版的设计制作主要由解放区的印钞厂承担,由于原材料供应状况不同,造成钞票质量参差不齐,也没有防伪水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仍然存在,导致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都比较大(最大为50000元),使用时很不方便。另外,第一套人民币是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使用中出现了票面破损严重的现象。 哈尔滨商业大学钱币研究所所长张新知告诉记者,第一套人民币对印制和发行的基本要求就是服从于战争的需要。每解放一座城市、一个地区,都要用人民币收兑伪币和其他货币,因此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解放区的一些老印刷厂派出部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携带小原版随军行动,解放哪里,就接管那里的印刷厂,老厂、新厂一起上。 由于条件有限,在离总行较远的地区,只能授权区行因地制宜,就地印刷发行,纸张、油墨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因此,第一套人民币的纸张有解放区造的桑皮纸,有佳木斯造纸厂生产的波纹水印纸,有从市场上采购的挪威道林纸,还有从敌人仓库里接收的美钞纸。油墨更是有什么用什么,并不十分讲究,以至于同一票券出现了多种颜色差异,同一面额往往有几种规格、颜色和图案各异的钞票。 第一套人民币60个票券中,有一张纸质最差,印刷最粗糙,而且票面上的行名、冠号、图章、面额位置等都与其他票券不同,这张1949年7月发行的票券因右侧的水牛图案较大且突出,因而被称作“水牛图”5元券。 “水牛图”5元券“先天不足”是有原因的。它是第一套中唯一一张由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属的光华印刷厂印制的,光华印刷厂诞生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条件简陋。草板纸买不到,就用羊皮革代替;刷药纸用的宣纸买不到,就用毛边纸代替;甘油买不到,就用冰糖和蜂蜜代替;钞票纸缺乏,只好自制麻纸,但麻纸不平不光,还不吃水。“出身贫寒”的5元券因纸质太差,存世极少,如今却成了收藏界的珍品。 在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组建一个设计班子成了最棘手的问题,筹备处多方搜寻,最终选定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和沈乃庸两人,王益久负责设计票面正面图案,沈乃庸负责背面图案和花符设计。按照国际惯例,毛主席的头像被设计在票面草图上,谁知送审后遭到了毛主席的否定。毛主席认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当时他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他的像。于是,王益久和沈乃庸又遵照董必武“票面上要反映解放区生产建设图景”的指示,重新设计了全套票版图案,主要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场面。 第一套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汉字,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外,全部由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书写。董必武的一手好字在解放区有口皆碑,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也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时任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的南汉宸请董必武书写人民币上的汉字。董必武推辞说,我写的字不太好,还是请林老师他们(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朱德等)来写吧。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必武在一张白纸上横竖写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华民国”,“壹、贰、伍、拾、佰、仟、万圆”,“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年”等字。南汉宸筛选后,董必武刚劲挺拔的“柳体”就出现在了第一套人民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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