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邮市史话（三）下

随便集点邮

二、民间函购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1955年至1956年间，对私营邮商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私营邮商的门市业务在各地基本绝迹，但是一些邮商或迫于生计，或对集邮业务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仍然坚持业邮。如前文所说的天津著名集邮家和邮商范兰如经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并得到批准，出售个人所藏复品，还专门印发了油印的售品目录，通信买卖做得相当红火。当时全国各大中城市仍有四、五十家邮商在从事邮票的通信买卖、通讯拍卖和上门收售业务。

　　在这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集邮》杂志从1956年7月开设的《集邮者信箱》为当时的邮票函购市场注入了活力，并为函购市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集邮》杂志早在1956年第5期就已经刊登了三位苏联集邮者的要求交换邮票的来信，至1956年第7期应读者的要求，拟开辟《集邮者信箱》栏目，为集邮者刊登广告、交换邮票提供方便，并附有《刊登“集邮者信箱”栏信件办法》：（1）为便利读者间交换邮票，特设本栏。（2）读者在本栏刊登信件，每行（连标点24字）收费：国内3元3角，国外“国际平信回信邮票券”15张（每张折合2角2分），不满一行的按一行计算。（3）送登时请附信稿和应会费用（国内只收邮局汇票，信封请写明“人民邮电出版社集邮者信箱”）。（4）信稿依次刊登，不付费的不登，也不退还。（5）交换邮票由读者直接联系，本刊不负转交责任。

　　第一次在《集邮》（1956年第8期）上刊登征求交换邮票的中国集邮者是：1、北京宣外烂缦胡同71号 刘卓西 互相交换解放区邮票；2、上海陆家滨路671号 杨正修 征求交换本国及世界邮票。

　　《集邮者信箱》的开办，对集邮者之间互通集邮信息、调剂票品余缺具有实际意义。一些资深集邮者和老集邮家，如居治群、杨立、陆逵九、任福田、王黎青等人，都先后在这个信箱里刊登过个人广告，征求自己所需的邮品。青少年集邮者希望通过《集邮者信箱》使许多素不相识的集邮者，经过一段时间交换邮票后，成为朋友，形成一种新型的和谐的社会关系。通过交换邮票，还弥补了集邮公司不能满足集邮者多种需求的欠缺，使集邮者相互受益。

　　当时，一些邮商或已经停业的邮商也在《集邮者信箱》里刊登广告，将其邮票编目、标价寄给集邮者。售品包括清代、民国、解放区及50年代以前的外国邮票，零枚整套兼备，由此形成一个邮商和集邮者之间的函购市场。由于集邮者的多种需求，函购市场也很活跃，一个邮商多的有几百个函购客户，每月都有售品目录寄给客户。

　　当然，由于要求刊登广告的人很多，个人动机各有不同，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集邮》1956年第11期就刊登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题为《上了杨正修的当》，署名：战友集邮组。“我们看了第8期中‘集邮者信箱’栏杨正修的信，就选了几张兄弟国家的纪念邮票寄去，信封上也贴了纪念邮票。过了两星期才收到他油印的所谓“杨正修集邮通讯”，满篇都是商业广告，连一张邮票也没有寄给我们，寄去的邮票也不通回。这种作风是很恶劣的。”此事很快已就得到处理，《集邮》1957年第5期刊登《杨正修问题已作处理》说，现经上海市公安局蓬莱分局查明：杨正修并非集邮爱好者，而其子杨毅系一集邮商，品质恶劣，冒用其父杨正修名义刊登交换邮票启事，而以收进多发出少等手段，骗得邮票甚多。已由该分局对其进行严格教育，并责令其将骗得的邮票退给各地被骗者。

　　此类问题并没有结束，《集邮》1958年第1期又刊登了一篇文章《交换邮票必须平等互利》，揭露了《集邮者信箱》存在的一些问题，即：1、一部分人贪图便宜或存心欺骗，交换不公平，致使集邮者常吃亏上当；2、个别邮商利用本刊经营邮票买卖。

　　迫不得已，《集邮》1958年第7期刊登了《本刊重要启事》，对在《集邮者信箱》里刊登广告的行为做出新规定，全文如下：为便利集邮者间交换邮票，本刊从1956年第7期起开辟“集邮者信箱”栏。办理以来，多数读者反映良好，但也有少数邮商或个人利用本栏进行买卖或收到邮票不给回信，甚至有国外敌人通过通信收集各地报刊的事情。为了防止这些弊病，今后读者要求刊登本栏信件时，在来信上应加盖所在单位或区乡人民委员会的图章，证明是正当集邮者（已寄来而未登出者请补办手续）。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诸如邮票买卖或有意欺骗的此类行为难以有效控制，恐怕是导致《集邮者信箱》最终停办的重要原因。当时中国所有的报刊都不刊登个人广告，《集邮》杂志开了先河，已经实属不易，历时将近3年，直到1959年第5期才停办。《集邮者信箱》停办之后，邮票的函购市场仍在持续，直到文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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