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邮市史话（一）中

随便集点邮

二、邮票市场主体之二——中国国际书店




　　50年代初开始，中国国际书店曾向苏联国际图书公司进口过苏联邮票和苏联的美术明信片，并由国际书店自己经销。经销处分别设在北京市苏州胡同国际书店总店和上海市福州路国际书店上海分店。




　　1952年初，第一批苏联邮票约80余种开始公开出售，有关部门为了方便集邮者函购还编印了售品目录供集邮者参考。目录上说明：“如蒙选购，请注明邮票号码并按定价汇款（或用国内通用的邮票代替亦可），本店立即寄奉。”为了解决售价较低的邮票汇款不便，当时国际书店规定可以“新邮代币”。这种处处为集邮者行方便的做法受到赞扬。




　　然而，国际书店进口邮票的数量不是很多，经营时间不长，特别是它只能进口邮票，而不能向相应的邮票出口国提供我国发行的邮票，因此这也从一个方面促成了后来中国集邮公司的成立。在中国集邮公司成立之前，国际书店成了向广大集邮者提供外国邮票的窗口，特别为推动北京、上海两地的集邮活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邮票市场主体之三——私营邮商




　　从建国初期到期中国集邮公司成立之前，私营邮商的集邮业务无疑在当时邮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最大。由于种种原因，尽管有不少著名的集邮家或邮商如陈志川、吴乐园、郭植芳、袁必成、李东园、严西峤、包志良等，在解放前夕陆续迁居至香港或台湾，留下来的邮商有些仍颇有经济实力，并且全国各地原有的邮票商社大部分仍然继续营业。




　　只是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内，私营邮商的经营状况普遍不太景气，只有个别邮商的业务有所扩大。据当时著名邮商杨启明回忆说：“解放初期，集邮业务开展不起来，后逐渐好转。由于解放区邮票种类很多，国家又扶持对外贸易，奖励出口，国家银行还代收货款，所以我的出口业务又恢复了。加之物价稳定，给获利奠定了基础，我的邮业走向了兴旺发达时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封锁交通，扣留外汇，邮票出口业务不得不停顿。但国内业务依然活跃。”（杨启明《集邮回忆录》254页）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过去邮人云集的邮票市场仍然十分兴旺，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北京的邮商和邮社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处是东安市场的南花园，另一处则是在西单商场内。




　　东安市场地处王府井大街，始建于民国初年，历来是北京的繁华所在。建国以后仍坚持在市场内开张营业的邮票社大约有7家，邮商主要有杨启明、沙伯泉、季子荣、沙琪等人。出售的邮品包罗万象，除了清代票、民国票、外国票及各种实寄封外，还有区票，仍然是集邮者常去搜奇探宝的地方，许多集邮家也常去光顾，偶尔也能买到极有价值的邮品。如已故著名的集邮家郝崇佩就是他们的老主顾。“邮商从造纸厂按废纸价格买来大批旧信封，把上面的邮票洗下来出售。郝崇佩凭借丰富的邮识挑选出不少有价值的实寄封，如盖有“洪宪元年”邮戳的信封，盖有怠工邮戳的信封，解放区邮票实寄封等。”（刘肇宁《邮坛纪事》第322页）。个体邮商经营方式一般较为灵活，在经营品种上采取高中低档相结合，有时还经营代票或外国票，以迎合集邮者的不同需要。比如袋票，有的内装各国普通邮票并混杂有清代蟠龙邮票，100枚装一袋，仅售1块钱，因此颇受初入门的集邮者和青少年的青睐。除了东安市场外，邮商较集中的还有西单商场。




　　北京的邮商除了这两外，尚有韦景紧设在西单菜市场旁边的清真寺（解放前是穆德小学）内的“景贤邮票社”，中外邮票兼营。韦景贤在集邮界口碑较好，跟他打过交道的一些集邮家都认为他诚实可靠。




　　寰球邮票社会性的施秉章也曾在西单百货商场门前设摊出售邮票。施生于1904年，福建长乐人，北平邮票交换会的创始人，著名的集邮家和邮商。中学毕业后即以邮为业，开办“寰球邮票社”，直至去世，未担任过任何公职。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一时无暇顾及集邮，邮市清淡，邮商先后改行。施的邮票生意早在解放前就由于竞争而日益衰落，本人也沦落为行商，直至解放后，他还在中国集邮公司门口交换和买卖邮票。1953年，他给国务院写信，讲述集邮的意义，建议国家成立集邮公司，以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为国家增加经济收入。此信后来转到郭沫若手中，郭老曾回信对施的建议作了较高的评价，并表示将采纳他的建议。1955年初中国集邮公司成立了，施很高兴，但因政历问题，未能吸收为集邮公司工作人员。因与世界各国集邮家通信交换邮票及信仰佛教，1966年“文革”时期被怀疑里通外国，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狱，未经司法机关处理，在狱中关押达4年，1970年因患脑溢血死于狱中，时年66岁。




　　在西单百货商场北边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前是孔教中学）门前有位老先生叫张瑞忱，摆摊出售邮票，十几本邮票，品种较多，价格比别外低，待人和蔼，所以能招揽一些常客。1950年前后，赵登禹路南头有位刘老先生也摆摊出售一些杂品和邮票。这两人连同上述邮商估计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都结束了邮票经营活动，其中有些邮商后来还被吸收为国家工作人员。




　　1949提1月天津解放后不久，原有的东亚、国华、国际、久华、北京等几家邮票社，都重新开业。只不过有的邮社改了名称，如“久华”改为“大新”，“北京”改为“诚记”。从哈尔滨迁到北京的良友邮票社，主人徐必达，也在天津劝业场五楼设摊营业，后来在三楼租到一处门面，营业全部移到天津，更名为“新中华邮票社”。主要经营伪满票、民国近代票和解放区票，并开始印发售品目录，这种首次在天津创新的举动，引起各邮票社的仿效。




　　各邮社定时期生意做得都比较灵活，如“东亚”和“诚记”两家邮社采取每遇某地一城镇解放，即给当地邮局局长汇去一笔款项，要求全部购买当地使用的邮票的办法，这个办法很少落空，有时新解放地区昙花一现的地方临时加盖票，也能邮寄回来，使集邮界能够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地方临时加盖邮票。就此一项，东亚和诚记就赚了不少钱。对比大新、国华等家，仍沿用老一套经营方式，就相形见绌了。




　　1955年天津全面公私合营后，大新、诚记、东亚、新中华、国华等私营邮社都合并到劝业场，经过调整，在四楼专设邮票柜，由原来的邮商负责，并一直营业到文革前。詹庆宝的国际邮票社也停了业，本人参加了工作。此时，范兰如经申请天津税务局批准，印发售品目录，以通信方式，出售自己的邮品。




　　上海是我国集邮活动和邮票市场的发祥地，也是邮商最活跃的城市，从清朝末期至解放前一直聚集着不少知名的集邮家和大邮商，因此被称为“邮市乐园”。解放以后主上海的邮票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那种由少数人投机操纵，进出的邮票交易动辄以万套计算的时代结束了。虽然许多邮商叹息解放初几年门市生产不及盛时十分之一，但仍不肯放松机会对各种邮品量力吸进。价值较高票品的成交，也时有所闻，出口邮商因与国外通信不畅等原因，停滞了一年多后又恢复了，并开始出现结汇数百美元的邮品出口，零星交易则更多。上海外滩惠罗公司旁边的小巷里，邮店林立，每逢节假日集邮者络绎不绝。




　　直到1950年，上海仍有两处举行邮品拍卖活动。一为新光拍卖会的拍卖活动，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举行，兼拍卖钱币；二一为俄侨邮会的拍卖活动。




     从总体上看，建国初期的邮票市场普遍不振，但是萧条中有热点，低迷中也能偶见小的高潮出现。这一阶段的邮市状况可分为四个阶段来考察：




     1、在1949年初—1950年底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人们的收集热点是各解放区发行的邮票（简称“区票”）。




　　因为社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诸多原因，当时集邮者的收集重点转移到区票上来，区票开始供不应求，各地集邮台和私营邮票社都出售区票。早期华邮如清代、民国邮票在上海邮市上暴跌，需者寥寥，以至于当时发行的各地邮刊，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些低价出售清代、民国邮票的广告，上海邮市的这种状况对各地影响巨大，造成全国邮票市场的连销反应。据1950年9月在北京出版的《东方邮刊》报道：“最近有一邮集折售，主要票品为万寿方连全套，限省普通纪念票全集，航空票全集。尚具备外，并含有样票与变体票两专集。异邮市消沉难得善价，此固与购买力有关，但主要原因一般正热衷于老解放区票，对专集及特殊票品多为漠视。”




　　而此时天津邮市却相对保持平稳，价格仅稍稍回落。主要原因之一是，大批外侨纷纷返回各国，临走之前许多人在邮市上大肆购买各种较有价值的华邮，以备作为归国后的一项生财之道。同时，香港邮商也在这里大量收购。这样一来，邮市上出现的世界邮票混合5000种、解放区邮票百组不同、伪满及民清邮票袋票等，都很畅销，成交价常有四五十万元者（旧人民币）。




　　2、1951年初—1952年底，因为新中国发行的邮票品种越来越丰富，区票相对来说越来越难以收集，集邮者的民收集兴趣又转向新中国邮票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对区票开始冷落。




　　解放前由于区票一直神秘莫测，特别是在国统区，集邮者不敢公开收集，刚一解放时，区票大量涌上市面，自然激起了集邮者的收集热情，使收集区票一度达到几乎狂热的地步。但是从1951年初开始，在邮票市场上区票开始逐渐降温，购买势头减弱。原因大致有四个：




　　（1）建国初期，集邮者的队伍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新加入集邮行列的一般是工人、军人、学生、教师、职员等，收入水平非常有限，制约了对区票的购买力；




　　（2）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刚刚从废墟中重建，物价水平波动较大，加上区票供应量越来越大，使得区票价格急剧下滑，如南京加盖区票，几个月之间就从三四百元（旧币）下跌至二三十元，致使集邮者的利益遭到很朋损失，有些集邮者便开始观望，或等价格回落时再购进；




　　（3）区票是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产物，印制条件简陋，种类十分繁杂，有关发行资料留存极少，对于集邮者来说极大地增加了收集与研究的难度，心中无数，自然不敢贸然购进；




　　（4）各地集邮台和私营邮票社提供的区票品种毕竟有限，集邮者在收集到一定阶段之后，发现较罕贵的区票品种却难以到手，致使收集与研究水平停滞不前，这也是集邮者收集区票的兴趣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这一时期，新中国邮政部门已经陆续发行了一些纪特邮票或普通邮票。从1952年初开始，中国国际书店从苏联进口邮票出售给国内的集邮者，为集邮者收集外票重新打开大门，市面上也开始出现一些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使集邮者多了选择票品的余地，价格便宜又易于买到，因此集邮者的收集兴趣自然开始转向收集新中国邮票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上去了。




　　3、1953年初至1954年底，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复苏，邮票市场也开始走出低谷，集邮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并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在此前的近四年间，邮票市场出现了青黄不接、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因为在这一时期内，一般普通票品乏人问津，较罕贵的早期华邮及解放区票难以到手，以至于有些天津集邮者不禁发出感叹，称邮票市场是“要嘛没嘛，有嘛买嘛”。




　　到了1953年初至1954年底，邮票市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主要表现为：




　　（1）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思经济得以全面恢复，物价水平开始趋势于稳定，为邮票市场的稳定与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2）国家提供优惠条件，鼓励邮票的对外贸易，并由国家银行代收货款，有效规避了邮商的经营风险，极大提高了邮商的出口积极性，私营邮票社的出口业务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3）此时新国家的邮政部门已经发行了24套纪特邮票，普航改欠邮票也有17套之多，东北邮电管理局和旅大邮电管理局还另外发行了12套邮票，这些新中国邮票为集邮者的集邮活动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4）1954年10月至12月间，邮电部邮政总局先后分别与苏联、捷克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邮票交换关系，邮票的进出口业务开始全面启动。




　　4、1955年初至1956年底，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是新中国邮票市场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为以后的二十多年间邮票市场格局定下了基调。一是国营国集邮公司的成立，并成为邮票市场的唯一主体；二是对私营邮商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完成了公私合营后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再见到它时已是近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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