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货币的“四少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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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是由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封建政权。党项族是古羌族的一个分支，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脱宋称帝，建都兴庆府，后改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政权与同时的宋朝相比，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西夏同我国历代王朝一样，也开始铸造使用货币。自1805年甘肃武威首次发现窖藏西夏钱以来，西夏钱币不断有所发现，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在宁夏、陕西、内蒙古、甘肃等地陆续出土发现了为数较多的西夏钱币。西夏货币是我国货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继承了中原王朝钱币的风格，形制大小、厚薄轻重、钱文称谓、文字书写、铸造工艺等均与唐宋钱币相类，透射出汉文化的深远影响，但又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区域特色。笔者认为西夏货币呈现“四少四多”的特点：
　　一是自铸钱少，使用唐宋钱多。西夏自景宗元昊1038年建国起，至1227年为蒙古所灭，存在约190年，共传十帝。西夏十帝先后铸造了“福圣宝钱（也有学者认为应释读为“禀德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10余种西夏文、汉文钱币。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铸币材料铜铁资源不足）等原因，西夏自铸钱数量较少，市场流通使用仍以中原王朝旧钱、尤其是唐宋钱币为主。据对近几十年来各地出土发现的西夏窖藏钱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西夏自铸钱在窖藏钱币中所占比例不足2％，而唐宋钱币占比高达85％以上，最高的比例可达99％。
　　二是早期铸钱少，后期铸钱多。西夏早期铸钱数量极为稀少。迄今所见，西夏早期铸钱有西夏文钱“福圣（禀德）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和汉文钱“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等，均属珍稀品种，难得一见。1993年陕西省定边砖井镇一次出土5000多公斤数十万枚西夏窖藏钱币，其中西夏早期铸钱仅发现不到10枚。西夏后期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增加钱币铸造数量。后期铸造的“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西夏钱币目前存世数量相对较多。如上述陕西省定边砖井镇出土西夏窖藏钱币中一次就发现了“天盛元宝”铜钱5000余枚。
　　三是铜钱少，铁钱多。由于铸钱原料不足，西夏早期自铸铜钱较少，境内流通的主要是唐宋钱。到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因经济日益繁荣，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增。加之，金灭北宋后，西夏与南宋地理阻隔，宋钱来源几乎断绝。于是天盛十年 (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宋史•夏国传》），开始大量铸钱。“天盛元宝”也成为了目前存世数量最多的西夏钱币。由于西夏境内缺乏铜矿资源，因此天盛年间开始大量鼓铸铁钱以解决流通货币短缺问题。西夏后期铸造的“天盛元宝”、“乾祐元宝”等铁钱有一次几百上千斤、甚至上万斤的出土发现，可见其铸造数量之惊人。
　　四是西夏文钱少，汉文钱多。西夏钱币分别使用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李元昊建国后，命令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了一套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西夏文”，史籍称之为蕃书。西夏文字借鉴汉字的形制，在构成上可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共六千多字，在西夏国内广为使用。蒙古灭西夏后，当地仍旧使用，时称“河西字”，经过元、明两朝，至明代末年西夏文字衰落成死文字。19世纪初（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甘肃学者张澍在甘肃凉州（今武威市）大云寺内发现一通两面均镌刻有文字的石碑，后被称为《重修护国寺感应（通）塔碑》，该碑一面为汉文、一面经对照发现为西夏文字，西夏文始得以释读。现已发现的西夏文钱币都是西夏早期铸币，有“福圣（禀德）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五种钱币，其正面为西夏文，背面为光背，形制均为小平铜钱，非常罕见。汉文钱币品种较多，有“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钱币书体多为楷书，书法俊逸、流畅。这些钱币除了“元德重宝”为折二钱外，其余都是小平钱。特别是西夏后期铸币放弃使用西夏文，只铸汉文钱币，因此现今存世的西夏汉文钱币数量远远多于西夏文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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