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的金属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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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第3040页。

【82】《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75页。“天府”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基本上是指关中地区，汉魏之际其内涵发生改变，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开始用以称指益州，以后一直沿用下来。

【83】《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668页。

【84】《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公孙述占据益州，）置铁钱官，废铜钱，百姓货卖不行。”（第475页）虽“铁钱官”的文意不甚明了，但废黜铜钱影响到百姓的商业活动是毋庸置疑的。《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作：“述废铜钱，置铁宫钱”李贤注：“置铁官以铸钱。”（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37页）《通典》卷八《钱币上》将《后汉书》的文注合而为一，“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177页）表述的较为清楚。

【85】刘和惠：《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黄留春、黄越：《观台出土窖藏汉晋时期钱币简报》，《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熊寿昌：《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出土钱币看六朝墓葬随葬钱币的有关问题》，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86】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认为：“各政权铸币能够流人五凉政权统治的境内，反映出五凉在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地位和货币经济与商贸流通的发达。”

【87】王大方：《乌审旗发现大夏国墓群及纪年墓志》，《中国文物报》第6期，1993年2月16日。

【88】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发掘报告中认为墓葬属于北魏时期，而张景明《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根据墓葬形制及壁画内容并结合其他考古资料，认为应属于十六国大夏时期。

【89】《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第2669页。下段引文亦出于本卷，第2673页。

【90】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头道塬十六国墓葬》，《考古》2005年第6期。发掘报告认为这是汉或后赵时期的墓葬。报告中较为谨慎地称为“泥饼”。共4件，“皆圆形，中间有穿孔，直径2．5厘米，厚0．8厘米。”笔者认为除泥钱外，没有其他更适宜的解释。

【91】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并参见田立坤《三燕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墓中虽未出土带有纪年的物品，但从墓葬形制、器物种类及特色看，他们认为是前燕建立前的慕容部贵族墓葬。

【9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申报道，在重点整理的16座墓葬中有一座出土有3枚铜钱，发掘者认为这片墓地的下葬时间在前燕建国前后。《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93】《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第2825页。

【94】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95】辛发等：《锦州前燕李魔墓清理简报》，《文物》1995年第6期。

【96】《太平御览》卷三三四《辎重》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l534页。

【97】《太平御览》卷六四五《轘》引《前秦录》，第2889页。

【98】谢高文：《咸阳前秦墓新出土的五铢、延圜钱》，《陕西金融》2000年第5期；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文林小区前秦朱氏家族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4期。

【99】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师专西晋北朝墓清理简报》，《文博》1998年第6期；并参见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文林小区前秦朱氏家族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4期。

【100】夏振英：《陕西华阴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据《华阴县志》记载，唐宪宗时均州刺史吕温曾来此祭祀王猛墓，并有祭文（文见《全唐文》卷六三一《华山酹王景略墓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6368页），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曾在M1前立有“前苻秦清河侯王公猛之墓”碑一通。两座墓葬都已遭到盗掘破坏，故此次出土器物不很多，保存状况亦不够好，未能发现墓志、印章等能够直接证明墓主身份的器物，故仍不能确认是王猛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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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咸阳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8期。

【102】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通墓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3期。

【103】《晋书》卷一二四《慕容云载记》，第3109页。

【10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简报中对衣物疏二未作释读，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阿斯塔那305号墓文书（第9—10页），同墓出土一件前秦建元二十年（384）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位于现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在汉代就曾是朝廷派驻以安定西域政局的戊己校尉的治所，魏晋时期一直延续下来，并逐渐发展为戊己校尉管理下的屯戍区（可参看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收入《山居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前凉张骏建兴十五年（327），张骏击败并擒获戊己校尉赵贞，设置隶属于凉州的高昌郡。以后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的统治，直到北凉承平十八年（460）沮渠氏政权被柔然灭亡。

【105】《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57页。本段其他未注引文亦出于此卷。

【106】《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7页。

【107】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第五章《墓葬年代、分期及有关问题》（第146—170页），附表六《二期五段墓葬登记表》（第198—19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l994年。

【108】《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96页。

【109】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M1系夫妻合葬墓，夫张辅死于西凉庚子六年（405），妻死于玄始十年（421），因而这个墓葬跨越西凉与北凉统治时期，不过，五铢钱发现于妻棺中，无疑是属北凉时期。

【11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阿斯塔那2号墓文书（第176页）。按：“缘禾”年号不见于文献记载．故发表后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外学者纷纷加入讨论。目前就“缘禾”是北凉对北魏表示臣服后使用北魏太武帝“延和”年号的谐音字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北凉政权到底奉行一套还是两套年号上却有较大的分歧。另外，缘禾六年（437）时北凉势力已退出高昌地区，高昌大姓阚爽自称高昌太守，割据自立，他沿用北凉尊奉北魏的“缘禾”年号，是出于与北凉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政治策略，尽管当时北魏已经改元，而北凉也已改变年号。先后参与讨论的主要有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彭琪（《北凉缘禾年号蠡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あいぢ—<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五）一》，《纪尾井史学》第5号，1985）、白须净真（《高昌·阚爽政权と缘禾·建平纪年文书》，《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1号。1986）、余太山（《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王素（《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等。笔者认为阚爽割据高昌（约435—442）是沮渠氏对高昌统治的中间阶段（祖渠无讳于442年再度夺回高昌的控制权），因此将其作为北凉时期钱币曾经流通的旁证似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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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起 发表于 2013-6-26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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