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收藏家孙浩:清江浦“江北鑄幣局”二三事

小鱼

清江浦本是河名，位於今江蘇省淮安市城區，在明清時期海運及陸路交通發達以前是南北交通動脈大運河的重要樞紐。當時長江以北的繁華城鎮，幾乎都集中在運河沿線。“市井益稠，兩岸居民達數萬戶”，太平天國戰亂期間遭波及影響頗鉅，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漕運和南北客運多數改走海路，這個曾因北方運河水量不足，清廷規定自此地以北的運河只允許漕運船隻通過，旅客都必須進行“南船北馬”改變交通工具的清江浦，優勢漸失。民國後天津至浦口(今南京北站)的津浦鐵路通車後，規模急遽縮減，成為鄰近地區的商品集散地。清江浦人口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時曾超過50萬人，此時已不及10萬人。 清江浦銅元局 ----- 唯一非以省或行政區命名的銅元局     隋代開鑿大運河後朝廷就在淮安設漕運專署，歷代都視此為國家經濟的命脈，由於內陸水運官糧及軍糧的重要性，明代開始在淮安派置漕運總督掌管全國相關事務。下轄單位包括倉儲、造船，其中規模最大的造船廠即在清江浦。     光緒三十年三月(1904年5月)，漕運總督陸元鼎以“江北清淮一帶制錢缺乏，銀價日減官民交困”為由，奏請在清江浦仁義窪運河北岸購地設局製造銅元。獲准後所成立的是中國唯一以地方而非以省或行政區為名的造幣廠。光緒三十一年正月(1905年2月)，“清江浦銅元局”正式開工。據此年海關報告《鎮江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上半年，清江地方設一銅元局。由滬運來銅元胚3萬(億)3895萬2千枚為該局製造銅元之用，又運紫銅錠5059担(60.45公斤/担，合305.8噸)，可製4千萬枚。若論該局每日鑄出之數約在1百萬枚之譜，無怪年首每洋祇扯銅元84枚，至年終時每洋可兌1百4枚。皆由銅元日出日多之故。…似乎多鑄亦非所宜。”     由於造幣獲利甚豐，各省競相設局濫造，朝廷因而進行整頓，清江局奉旨裁撤，在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底停辦。開工的十七個月期間，計造出十文銅元7億4008萬5585枚。平均每月產額是4353萬枚有餘，以每年工作300天計算，則日產量是174萬枚左右。     考查銅幣大臣陳璧在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八(1907年6月18日)奏折中，該廠“濱臨運河，轉運便利，廠房布置均甚合法，機器用煤極省，錢價稍貴，江北水陸數千里，貨幣流通，實非他廠可比擬。江北提臣蔭昌謂機廠棄置可惜”，惟“恐停鑄省份援例請留，愈形紛擾，面議作罷”，故清江銅元局雖經營績效尚佳仍予裁撤。參照此報告來說，確有遺憾。 造幣設備     清江浦銅元局的設備來源，國內文獻目前未查到記載。然而根據英國伯明翰造幣廠檔案：透過上海德商瑞生洋行(Buchheister & Co.)，該廠在1904年11月5日接獲Ching Kiang Poo Mint(清江浦造幣廠)“400匹馬力蒸汽機2具、鍋爐4座、碾片機10台、沖胚樣用小型螺旋式壓床1台、沖餅機3台、光邊機2台、大型製模用螺旋式壓床1台、二號印花機6台、幣模切削用車床3台”的訂單，每台機器上都依慣例鑲上代理洋行的中文銘牌，規定在六個月內交貨。緊接著幾天後的11月14日，該廠又接獲54台二號印花機用的齒輪、軸心、皮帶等必要配備之訂單，由於伯明翰廠沒有追加增購印花機的記錄，而蒸汽機的龐大動力，顯示清江銅元局也向另一廠牌不明的製造商購置了48台印花機。筆者推測此供應商以與伯明翰廠同城市的退辣車倫製造廠(Taylor & Challen)可能性最大，後者是專業機器製造廠，1853年承攬澳大利亞悉尼造幣廠(Sydney Mint)設備時，當時尚稱喜敦(Heaton)的前者是履約擔保人之一；後來退辣車倫廠逐漸改進擴充，成為可供應性能更優之全套造幣設備的工廠，兩者印花機基本設計均源自肘動式造幣機發明者、後來在1880年代停業的德國Uhlhorn廠。     二號印花機可以壓造20-28毫米的硬幣，也就是十文銅元的大小。據1862年5月10日英國倫敦發行之《Illustrated Times》雙週刊的專訪報導，按每日每班工作十小時計，伯明翰造幣廠印花機的規格是每分鐘80枚，扣掉排除阻塞或小故障等暫停時間外，平均每日產能是3.5萬枚。以54台機器計算，可日產189萬枚左右。若以陳璧報告中所稱該局有印花機77架計算，理論上的最大產能可達269萬枚之多。而清江局平均日產量是174萬枚左右。     眾所周知，工匠技巧生疏也影響產量。如張之洞光緒十五年八月初六折：《報告廣東機器鑄制錢及行用情形》(1889年8月31日)廣東錢局“論機器全副之力，每日能造錢二千六百緡，惟開辦之初，人與器不相習，洋匠僅四名，分教未能遍及，開用機器不及十分之一，每日成錢不過百餘緡。邇來匠徒所學漸臻純熟，添募工匠加開機器。目下每日已能成錢五百緡”這是四月二十六日開爐後三個多月的情況。料想清江局開辦初期有類似狀態，並非每台機器均投入生產，開機者也未必都可發揮最大產能。     此外，幣模的使用有壽命的限制。上述專訪中也披露，伯明翰造幣廠1862年接獲印度當局委造小銅幣6272萬枚(尺寸同五文銅元)，模具少則一小時即告損壞必須更換，罕有使用超過兩天的，消耗總數超過二千套，即平均是3萬枚左右，也就是說，平均每台機器每日換模一次。再說機器平日須要保養、每年應歲修，工作時也會故障甚至於損壞、修理時可能零組件缺料、技術能力是否足夠等。固然在國內，對硬幣成品精美度的要求不高，許多已磨損或破裂的模具繼續使用至報廢為止，但相對來說，國內製模工藝水平較低，平均壽命3萬枚仍然是個值得參考的數據。考慮這些因素，雖然清江浦銅元局的平均日產數與理論值有段距離，惟以陳璧的奏折來看，管理在一般以上。 清江銅元局開工時的模具、樣幣與產品     由於中國機器造幣工業在清末始萌芽，此時除大部份設備仰賴進口，多數局廠在開辦時也委外代製幣模。據英國學者李察偉德於上世紀70年代赴伯明翰造幣廠查訪的結果，該廠工作記錄簿上有提供清江局直徑28毫米、光邊的十文銅元製模工具(“tools for 10-cash copper coins”)。遺憾的是檔案中沒有樣幣或模具留存，本文擬就此試行探討。     清江浦銅元局的版式分“光緒元寶”與“大清銅幣”兩大類。後者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統一由造幣總廠頒發祖模後生產，因此初期所出當為前者。“光緒元寶”不論細節時正面以珠圈分大圈、中圈、小圈三種，背面分水龍與飛龍兩種。“小圈”的左右清江，有北洋銅元的風格，應是地理位置及往來頻繁的關係受其影響。一般來說，認定“小圈”為早期版無異議，至於“水龍”與“飛龍”何者在先？     筆者的看法是“水龍”，也就是說“小圈水龍”是初始版。理由如下：伯明翰造幣廠檔案有提供清江局十文銅元幣模的記錄。雖然沒有圖片留下，但以“1904年11月5日接獲訂單、六個月內交貨”的時間上來判斷，出貨已是次年5月左右，加上船運、陸運及安裝、試俥等還須耗時數個月，趕不上2月開工時之用。也就是說，排除伯明翰造幣廠提供幣模的可能性。據筆者請教熟悉版別及市場的同好得知：“中圈飛龍正反面都比較漂亮，字體也不同，應該是成熟階段產物，且量是所見最多的”，因此排除在開鑄時生產的可能性。筆者推測，“中圈飛龍”模具或許是伯明翰廠提供的。若此論正確，“水龍”模具另有來源，巧的是存世有極罕見的“清江圓珠龍”，從圖片上觀察龍面與“湖北圓珠龍”(亦稱“湖北浙江龍”)幾近相同，而湖北圓珠龍出處又最可能是來自英國退辣車倫製造廠，故推測其亦為清江開鑄時機具的供應者。     民國期間出現所謂的“清江銅元局開鑄”字樣背飛龍的十文銅元，早年曾被當成樣幣，後認定為臆造。 大清銅幣“陰淮”與“陽淮”十文     光緒三十一年底戶部統一幣制由中央頒發祖模，由清江廠在正面加刻成為“淮字大清銅幣”，有陰刻、陽刻兩種版本，批量生產者以陽淮為主，有大小字之分；依背面部頒龍形式四種，交叉組合有八大版式。次年奉旨歸併江寧廠，淮字大清銅幣只有“丙午”(1906)一個年度。     “陰淮”版十文之正面為標準部頒，背為淮地方大清龍，罕見。筆者認為，其之所以稀少是因中央統一形制時，全國的大清銅幣中心字皆為陰刻，只有江蘇、清江兩廠的中心字為陽刻，與戶部規定的不符，兩廠隨後改成陰字取代之前的“陽蘇”和“陽淮”，由於清江局在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底就奉令停辦，陰淮應為該局的末期所造，生產期間極短故數量稀少，為銅元藏家汲汲追求的名譽大綱錢，惟目前所見品相皆欠佳。     前述清江銅元局在1905年自上海運來之銅錠5059担，及現成銅胚3億3895萬2千枚，應是清江銅元質地多半良好的原因。 “淮字大清銅幣二十文”樣幣     清江銅元局只生產十文，但存世有陽刻“淮字大清銅幣二十文”一種，極為罕見，目前僅知二枚，其中一枚為李偉先捐上海博物館收藏，另一枚據聞由美國藏家懷特(Ryron B. White)所有。1991年2月新加坡泰星(Spink-Taisei)合辦的拍賣會中，懷特夫婦二十多年收集的舊藏中，有中國歷代古錢與機製金銀幣卻沒有銅元，流向待考。     根據現有文獻，清江銅元局的設備只有二號印花機一種，此型機器僅能壓印十文銅元大小的硬幣，若壓造二十文銅元則需要可製造一元銀幣的四號印花機。經檢視淮字二十文樣幣圖片，並無壓力不足的弱打現象，且江蘇銅元二十文飛龍幾乎和清江飛龍一樣，故可能在南京的江寧廠試造。     清江銅元局停鑄後，設備多被拆運至南京，然而銅元局的設立奠定了該地近代工業的基礎。晚清鐵路建設興起時，江蘇鐵路公司曾選定遭裁撤之銅元局房舍為駐浦辦事處。但後來鐵路採用西線繞道安徽，通車後清江浦地位一落千丈。舊址後改成製鍋廠，亦設置電廠，抗戰期間毀於戰火，現片瓦不留已成為綠地。

淮南邮

字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