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票之谜

吴纪文

为何纪制版图中的铭记仍是“华北人民邮政”

年月日，华北邮政总局正式请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邮票，报告中有：“又以此项邮票，应分发全国各地邮局售用，故票面拟印‘中华人民邮政’六字，即作为全国统一邮票之开端。”其制版原图中已标注了志号“纪”，表明是作为全国统一邮票而设计的，但铭记仍用“华北人民邮政”。同年月日签订邮票印制合同，印刷厂即按“华北人民邮政”的铭记制版，后来才将铭记改为“中华人民邮政”重新制版。为何在签订邮票印制合同时，铭记仍用“华北人民邮政”？后来，又是怎样作出修改铭记的决定？

未发行《李大钊逝世廿五周年》邮票的原因

1952年我国有了第一个纪特邮票年度发行计划，共计13套邮票，有12套获得批准，获得批准的仅《李大钊逝世廿五周年》邮票未发行，但第七卷是没有说明其原因。

“保卫世界和平”系列邮票原始票名中是如何标注组号的

第七卷中3套“保卫世界和平”系列邮票（纪5、纪10、纪24）的票名中依次标注“（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中也大都是这样标注的。但是，1957年版目录中这3套邮票的票名中依次标注“（第一次发行）”、“（第二次发行）”、“（第三次发行）”；在1991年版至1997年版目录中，纪5的票名中无标注，另2套邮票依次标注“（第二次发行）”、“（第三次发行）”。1991年版目录在“修订改版说明”中称：“这次修订，对《目录》中的各项内容，均参照邮票的发行通告及有关档案做了认真核对。”这是否表明在发行纪5时并没有考虑按系列邮票发行？即1991年版目录中这3套邮票为原始票名。

纪8邮票的原画作者是几人

第七卷在介绍纪8《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邮票时说明：“邮政总局供应处提出以2月17日《人民日报》所刊王式廓等3人合作的油画‘中苏友好合作万岁’为图案发行纪念邮票”。（P137）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中该图的原画作者只有王式廓一人。该邮票的原画作者到底是几人？

未发行“集1”邮票的原因

第七卷说明发行纪10《保卫世界和平（第二组）》邮票时，“邮票发行主管部门当时还为此套邮票印制了小型张，图案为‘纪5’的400元、800元面值和‘纪10’的400元、800元面值，雕刻版双色印刷，志号为‘集1’，共印刷4万枚，但终未发行。”（P129）在发行纪24《保卫世界和平（第三组）》邮票之前，邮政总局邮票处曾经请示，可否在发行纪24邮票时将库存的“集1”一并出售，局长批示“小型张不卖”。（P130）为什么已印制完成的小型张却不发行？

关于“存档古票”的情况

第七卷仅介绍了纪11“各多印5000枚留作存档古票”。（P139）邮票发行部门从何时开始保存档案邮票？其他邮票的“存档古票”情况？

纪44（5-1）的设计者是谁

第七卷说明：“邮票发行局去美协商谈，最后确定反映四层意义的4种图案，由张仃、张光宇、邱陵、钟灵共同设计，在统一风格下每人一图”。（P232）后来又增加第一图“庆祝伟大节日”，但该书没有说明增加的第一图的设计者是谁？

关于纪67、69邮票的设计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2007）》中纪6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一组）》的设计者为：“张光宇邱陵陈汉民钟灵张仃周令钊  版图绘制：孙传哲”，纪6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三组）》的设计者是：“钟灵邱陵陈汉民张仃张光宇周令钊 版图绘制：孙传哲”。据第七卷介绍，邮票发行局邀请社会美术家参与国庆十周年系列邮票的选题及设计工作。其中纪67和纪69两套邮票的选材及设计多次变动，1959年6月24日，有钟灵、张仃、张光宇参加的邮票发行局会议上决定，由孙传哲根据设计草图绘制纪67轮廓图，纪69则由邱陵绘图心，孙传哲绘边饰正图。（P213-214）可见，纪67和纪69两套邮票应属于特约设计的邮票，其最终的设计图稿是由孙传哲完成的。那么前述6位社会美术家是如何参与国庆十周年系列邮票的设计工作？单独设计了纪7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四组）》的周令钊是否参与设计纪67和纪69两套邮票？哪几位绘制的设计草图被选入纪67和纪69这两套邮票之中？

关于纪81邮票的设计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2007）》中纪81《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邮票的设计者是：“钟灵邵柏林周令钊陈若菊  版图绘制：万维生刘硕仁”。据第七卷介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原计划在1957年召开，当年就开始设计这套邮票，设计者邵柏林采用金石印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主图；由于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否决了这一设计，而改由美术家周令钊、钟灵和陈若菊设计，图案由象征文艺的各个方面的笔、面具、竖琴、画板、胶片、腰鼓等组成；全国文联对新设计图并不满意，要求美协重新设计，由于美术家已没有时间重画，改由邮票发行局自行设计，孙传哲绘制了两幅新图，再次征求文联意见，文联根据茅盾、周扬及郭沫若等领导的批示精神，决定采用“花纹金石图”；由于这次大会推迟到1960年7 月22日至8月13日召开，当年7月初大会筹委会提出新的邮票设计方案：“八分面值邮票——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主题，用印章的形式……四分面值邮票——用这次文代会的纪念章为中心图案。”（P391）从前述的情况看，钟灵、周令钊和陈若菊合作设计的图稿并没有被采用，不应将他们列为设计者。邵柏林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也没有参与这套邮票1960年7月的最后设计工作。显然，万维生和刘硕仁是这套邮票的最终设计者，目录将邵柏林列入设计者表明第2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采用邵柏林当年的设计图。那么，第2图是直接采用邵柏林当年的设计图还是进行了修改？第1图是新设计的吗？万维生和刘硕仁是如何分工的？

纪82邮票在首日发售了吗

纪82《庆祝朝鲜解放十五周年》邮票的发行日是1960年8月15日。第七卷说明由于种种原因“到8月15日下午6时，工厂印出了一图900张（45000枚），二图1400张（70000枚），由邮票发行局取回，此时，北京市邮局、中国集邮公司和对外文委正在邮票发行局里等候取票”。（P368）那么，当日是否有邮局或邮票公司向外发售了纪82邮票？

特15的第三图“天安门”为何修正重印

第七卷说明：“这个图案的邮票为何停售回收，档案中没有明确的记录。从现有材料看，‘天安门票奉部长指示要修正重印’，但具体理由不详。”（P261）在邮电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特15邮票设计图稿时，“天安门”图邮票的设计未获批准。后来设计者进行了修改，邮政总局还在报告中专门就“天安门”图邮票的设计作了说明，邮电部朱学范部长在此报告上批示“同意”。“天安门”图的印样在送邮政总局领导签发时，又提出了关于该图天空背景的问题。设计者为此专门去中国美术家协会征求意见，美协蔡若虹副主席对设计图予以肯定，并说明“天空沉闷的感觉，可能是由于油墨颜色过重的缘故。如果把墨色改淡一些，沉闷问题将会解决。”可见还会进一步试印，那么再次试印的结果如何？最终印样是怎样签发的？为什么在成品已下发各地后又急电通知：“暂停发售”天安门图邮票，“扫数退回”？

特22M停印的原因

第七卷说明：“特22‘中国古生物’邮票设计图稿终于完成，并于1958年4月15日发行。邮票发行局当时还准备加印小型张（笔者注：应是小全张）发行，并于1958年3月22日向中国近代印刷公司订印20万张，至6月3日，以该小型张与邮票发行日期相距太远为由通知工厂停印。”（P220）但是，纪33M的发行日（1956.1.1）滞后纪33套票发行日（1958.8.25）多达4个多月，而从特22发行日（4.15）至通知停印之日（6.3）还不足2个月，谈何“日期相距太远”！特22M停印是否另有原因？从3月22日订印，至6月3日通知停印共历时近2个半月，该小全张的印刷情况如何？是否印出过成品小全张？

《剪纸》的另4图为何没有发行邮票

第七卷说明特30《剪纸》邮票“设计图完成，共8幅…………1957年12月23日，邮票发行局致函中国近代印刷公司雕刻原模……直到1958年12月1日才正式订印这套邮票，‘8个图案中先订印4种’”。（P256-257）该书没有说明为什么以后没有发行另4种图案？

未发行《青年生活》邮票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第七卷根据《邮电部邮政总局（56）票字第3号报告》（1956年11月22日）说明未发行这套邮票的原因：“考虑到这套邮票的原发行日期早已过去，承印厂也无力完成彩色套印工作，所以决定将此套邮票从1956年计划中撤去。”（P268）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并不充分：如纪39《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纪念邮票（1957.3.20发行）因印制等原因在运动大会结束后近一年半才发行，时效性强的纪念邮票都可以拖很长时间，那么发行时间比较灵活的特种邮票更可以延期发行；此外在撤销订印《青年生活》邮票后不足2 个月的1957年1月26日，邮票发行局又向中国近代印刷公司（与《青年生活》邮票的承印厂——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厂是同一个印刷厂）订印彩色胶版套印的特18《儿童》邮票，原计划1957年6月1日发行，因为印刷质量不合格，重新印制而推迟1年发行；1957年2月25日，邮票发行局又向该印刷厂订印彩色胶版套印的特20《农业合作化》邮票。并且，撤去《青年生活》邮票的报告是在发现该邮票设计问题后近半年才作出的，应该还有其他更主要的原因。

吴纪文

关于《庚申年》邮票的发行量

该书记述：“邮票发行局随即向北京邮票厂发出‘庚申年’特种邮票的订印函，规定：邮票志号：T.46（1-1）1980年（笔者注：应去掉“年”字）。邮票面值8分，规格26×31毫米，印量500万枚，雕刻影写印制②。”注释是：“②《关于“庚申年”特种邮票的订印函》，邮电部邮票发行局〖1979〗票发字58号，1979年11月14日。”这样的内容会给人造成误解，误认为这套邮票就是订印500万枚，实际是订印800万枚。因为废品太多，印刷后大量邮票被作废，合格品未能达到预订印量。参与T.46邮票发行的当事人（邮票发行部门管理人员，该邮票的设计者、印制负责人等），对《庚申年》邮票发行量的说法有差异，已见有500万枚、443.16万枚、438万枚等说法，该邮票的发行量究竟是多少？

“中国兰花”邮票获何奖

该书第281页记述：“1989年7月初，在法国佩里格召开的‘国际邮票印制者会议’上，我国1988年发行的‘中国兰花’邮票，被与会者一致评为‘胶印版’最佳邮票”。而在第284页的记述却是：“1989年7月4日至6日，国际政府间邮票印制业者会议第三届会议在法国佩里格召开，北京邮票厂印制的T.129‘中国兰花’邮票第三图‘大凤尾’，在会上被评为‘胶版印刷邮票一等奖’”。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兰花”邮票是全套获奖还是单图获奖？或同时获得两奖？而且，两处关于那次会议名称的说法也不尽相同。

关于“隆中对”小型张的问题

该书记述T.157《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时称：“原图稿在这组邮票中发行一枚‘隆中对’的小型张。不料由此引起湖北和河南两省对‘三顾茅庐’发生地的一场激烈的争论。设计室以邮电部批准的‘三国演义’邮票选题总体计划第二组没有小型张为由，没同意增加小型张。”（P179）而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司司长刘建辉公开澄清没有发行“隆中对”小型张的原因为：真实情况是专家们在讨论审定选题时，认为“三顾茅庐”的故事已经包含了“隆中对”的内容，没有必要再发行1枚“隆中对”小型张，绝不是因为河南与湖北互争原地之故。（见2003年11月16日《集邮天地》报《在西安部分集邮家座谈会上——刘建辉谈邮票协会市场问题》一文）显然，两者的说法并不一致。“隆中对”小型张究竟有怎样的来龙去脉？

《中国邮票史》第八卷（以下简称“第八卷”）记述了1966年5月至197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主管部门发行邮票的历史，阅后受益匪浅，但仍有一些未解之迷。

纪118邮票的原始票名

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工交政发（66）字40号《关于函复邮票图案审查意见》文件中有：“关于拟发行的‘中国船舶’、‘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半工（农）半读育新人’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纪念邮票等四种邮票图案。经我们研究，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纪念邮票图案需要作些修改。”（P9）该文件提到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纪念邮票”其票名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像另外3套邮票那样用引号标出票名？对照该书引用了《关于可否发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纪念邮票的请示》报告（此时该邮票已经印出），及有关“‘第三个五年计划’邮票发行时间推迟了近一年”的说明。似乎《第三个五年计划》应是该邮票的票名。但邮票目录中纪118的票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为何第八卷中没有用这个票名？哪个是纪118的原始票名？

纪122的第一、三图是何时发行的

第八卷记述：纪122的第1图的印样有的字不清，经过修改后还有丢笔画现象，只能重刻原版，这枚邮票在发行日之前完成印制已不可能。“经研究，在发行日发行二、三图，还不如先发行第二图（鲁迅像），待一图印好后，第一、三图一起出售。所以发行日在邮局只出售鲁迅像邮票1枚。第一图经过3次重刻原版，直到1967年2月23日才通过，3月下旬印妥，并与三图同时出售。”（P26）纪122第一、三图的具体出售日期仍是一个谜。

文4邮票最初是以何种邮票选题和设计的

第八卷记述：“取消邮票志号还造成了邮票发行部门对普通邮票和纪念邮票概念上的混乱。在1967年发行文4‘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邮票时，发行会计科经办人员认为这套邮票一个图案，五种面值，五种刷色，面积又较小，就通知邮票厂定为普通邮票。但一位设计者提出，应是纪念邮票。后来邮票发行局领导专门召集设计室主任、设计者和发行会计科人员开会研究，最后考虑邮票票面上印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字样，又在党的生日七月一日发行，故决定这套邮票为纪念邮票。”（P42-43）

魏裕民先生曾撰文《文4原是普通邮票》（见2006年第2期《天津集邮》），魏文明确说明“实际上这套邮票原来是作为普通邮票设计和发行的”。邮电部于1966年5月调整邮政资费，为了适应国际资费变化的需要而安排发行此套邮票，其设计也主要是为了满足邮政通信的需要。这套邮票的请示报告及订印函中，均未明确票种，也没有进行编号。邮票发行局薛铁副局长曾告：“‘毛主席邮票’（8分）已于昨天同意开印，要赶七一发行；先发8分，通知也只发8分，普通邮票。”那么，文4最初是否作为普通邮票选题和设计的？

文6是分次发行的吗

据魏裕民介绍的：“1967年10月1日发行的文6《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邮票一套2枚，于1967年6 月开始设计，8月两次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审查，至9月9日下厂订印，9月20日又通知邮票厂改变邮票规格（原为52×31毫米，改为60×40毫米），致使邮票在发行日前只能印出一图，发行通知上注明‘先出售第二图’”（见2004年12月28日《中国集邮报》刊出的《“文”字邮票的发行日期》）。但从第八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2007）》看，文6不是分次发行。

文19邮票发行时为什么未编号

第八卷记述：“邮票发行管理工作由于人力不足，业务不熟，出现许多混乱和失误。如1969年8月发行‘钢琴伴唱《红灯记》’至1970年1月发行‘革命青年的榜样’邮票均未按邮电部1967年3月《关于取消纪、特邮票编印志号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将‘文’字邮票的编号印在发行通知上。”另据魏裕民介绍，虽然多套邮票的发行通知中没有印邮票的编号，但是除文19以外，其他几套邮票仍按邮电部上述规定“将编号印在邮票的大包封条上”。直到1970年8月1日发行编1-6《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邮票时，才回过头来给《革命青年的榜样》邮票补编为“文19”。可见，该邮票发行时未予编号，这可能与邮票编号处于变化期间（由“文”字邮票改为“编号邮票”）有关，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挖掘历史资料，揭开谜团。

撤销发行《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四十周年》邮票的原因

第八卷记述：中央文革小组审批《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四十周年》这套邮票时，提出几点修改意见，当时明确说明修改后即可印制。由于是口头回复没有批文，邮票发行局经办人心里不踏实，在该邮票的印制过程中又将邮票印样送审。后来，文革小组经办人通知这套邮票经领导批示“暂不印行”。（P90-92）但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以及是哪位领导的批示，没有发行该套邮票的原因仍然是个谜。

为何没有续发“菊花”系列邮票

第八卷记述：“在‘文化大革命’中，花卉邮票被视为‘宣传资产阶级’的‘毒草邮票’、‘修字号邮票’所以邮票发行局原打算连续发行‘菊花（第二组）’等花卉邮票的计划被否决，也没有人再敢提出发行花卉邮票的建议。”（P232）邮票发行局是何时提出续发《菊花（第二组）》邮票？在“文革”以后续发了一些“文革”前的系列邮票，那么为什么没有续发行“菊花”系列邮票？

为何“普无号”等普通邮票未编入“文”字邮票

1967年3月31日邮电部发出了《关于取消纪、特邮票编印志号的通知》，其中说明：“各种邮票（包括纪念、特种、普通、航空等）改为统一编号，自发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念邮票起实行，此套邮票编为‘文1’，以后依此类推。”“文”字邮票共发行了19套，“但是这19套仅是纪、特类型邮票，而从1969年10月1日至1970年4月20日发行的11枚普通邮票，并未按通知的规定‘统一编号’，成为无编号邮票。”（P39）这样一来“文革”中此后发行的几套普通邮票也都未编入“文”字邮票。那么，“普无号”没有编入“文”字邮票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