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粮票“第二货币”的38年时光

吴纪文

粮票 “第二货币”的38年时光

　　1955年，粮票以其特殊身份登上了中国经济的历史舞台，并逐渐成为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民以食为天”，在实行粮票制度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粮票几乎寸步难行，因而它被称作“第二货币”、“命根子”。1993年，粮票制度被取消。其存在的这38年，留给人们的记忆别有一番滋味

　　“××同学英鉴：久未晤面，尊况想必胜常。兹有急事，恳祈援手。我一时不慎遗失粮票40余斤，在陈之厄，逼于眉睫。我缩食才几日，已头昏体颤，势将不起，瞻望前程毫无生趣，只憾无勇气自杀耳。我诚知每人不充裕，但集腋成裘，堆沙成塔，助我暂渡难关，以免发生意外。所借粮票，一两二两，一斤二斤，量力不拘，用信寄下，并请指示偿还之日，以便统筹偿还之序。爱莫能助，视之必然，不得不做将伯之乎！恳请解推之力，方寸瞭望，凌寒不胜，耑恳请至。———老师垂暮。”

　　这是20世纪60年代一名教师在粮票丢失后，为给全家人寻得一条生路，不得不写信给教过的三届毕业生，向自己的学生“讨”粮票的信件。“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粮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年伴随计划经济而生，此后38年间，粮票扮演了命根子的角色，百姓生活离开粮票寸步难行。

　　那些久远回忆

　　一提起粮票，家住老北京城南已到花甲之年的王老先生如数家珍。他说，那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没有粮票注定挨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烧饼2两粮票、7分钱；一碗大米饭4两粮票、8分钱；一碗素汤面4两粮票、1角4分钱；一个面包4两粮票、1角7分钱。到商店买点心、饼干，统统要粮票。

　　更有意思的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粮食作物的红薯，是不准随意买卖的。那时，每年秋季红薯成熟时节，谁想要吃红薯，还需要到指定粮站里，凭一斤地方粮票购买3斤红薯。再后来，街市里、小巷内悄悄出现了农村来的“鸡蛋换粮票”的商贩，当时，10市斤地方粮票能换一斤鸡蛋；而1市斤地方粮票能卖两三角钱。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3年困难时期，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当时的许多票证都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后来又发展到上百个“号”。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当年，还有一些特殊的“粮票”———购买短缺工业品(如手表、自行车)的“工业券”和购买布料、衣服的“布票”，在湖南，还曾经有过“香干子票”。人们想买一些短缺商品，不管是衣食住行哪一方面的东西，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拿着家里的20斤粮票去粮店买米，排队的时候却发现粮票丢了。旁边有人告诉她，刚才粮票掉地上被某人捡了。但她去找捡粮票的人理论时，那人却死不认账。这可是全家赖以生存的粮食啊，家里兄弟姐妹六人，粮票根本就不够用，每次捱不到发粮票，母亲就要去同事家先借点以渡难关。如今丢了20斤粮票，怎么能够空手回家呢？于是小姑娘在粮店里理论争吵起来，当时粮店是下午五点半关门，结果闹到七点多，粮店还没下成班，最后惊动了负责维护治安的人，那人不得不拿出捡到的20斤粮票。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当时的中国，绝对不是特例。如今，当温饱不再是难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乐于回忆当时的故事：有些人为了娶媳妇，一两一两地攒粮票；有些人用粮票包红包，也是很受欢迎的礼金；有些人家，父亲去儿子家吃饭，可以不掏钱，但必须掏粮票；那时缝纫机票之类的工业票更是珍贵，一个单位一年可能也就一两张，分到谁头上谁都像中了大奖一样兴奋。

　　与票证时代相配合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那个时代，人们是不可能自由流动的，农村人不可能像今天一样随意进城打工，因为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油票只有城市人口才有，没有城里人的身份，就拿不到这些票证，因此农民离开了土地，根本就无法生存。

　　不仅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同样由于粮食关系的束缚而相当麻烦。

　　当时的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省级粮票两种，省级粮票只能在省内流通，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全国通用。出差的人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换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出远门前去换粮票在当时寻常得就和往行李里装上换洗衣服、牙膏牙刷一样，谁都不会忘。偶尔有马大哈忘了这一程序，不得不去火车站退票改期，换完粮票再走。

　　粮票一般不是直接发放的，城市居民需要米面的时候要凭购粮本到指定的粮店购买，粮店的工作人员会直接在粮本上根据人口定量记载购粮斤数。后来，随着粮食生产形势逐步好转，各地都陆续放松了这种限制，粮本上节余的粮食可以用粮票发还给居民。因此，不少家庭都多多少少储存了一定数量的粮票。

　　河北的刘先生回忆了他生活中粮票带来的一段小插曲。

　　1979年6月，他和对象商量好，不操办婚礼，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旅行结婚，到南方旅游一圈儿度蜜月。旅行结婚之前，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必须准备足够的全国粮票，否则出门就要挨饿。因为，实行粮票的年代，河北省粮票只限于在河北省内使用，跨省便作废。所以，走出河北省后，到外地饭店吃饭时，光有钱而没有全国粮票，饭店是不会卖给顾客主食吃的。

　　刘先生与妻子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旅行结婚，一晃10多天过去，仍游兴未尽。但是，他们携带的全国粮票已经用完，只剩下3市斤河北省粮票、2市斤江苏省粮票。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用2市斤江苏省粮票，在南京买了10个馒头，然后与爱妻一路返回。途中，他们在饭店只能买菜肴、菜汤吃，然后将珍贵的馒头掰开，浸泡在菜汤中省着吃，勉强回了家。

　　刘先生回忆说，那时候，到外地出门使用大面额全国粮票时，各地饭店找零时一律用当地粮票，而绝对不给找回全国粮票。所以，从出门起开始使用全国粮票之前，一定要计算好日期，精打细算每天能吃多少粮食，否则，不是在外挨饿，就是铺张浪费。

吴纪文

进入票据时代

　　新中国的这一票证传统，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印制发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票证———借谷证。

　　由于部队流动作战，党政人员流动工作，借谷证就是饭碗。持证者可凭证兑粮、兑款，也可顶替公粮或税收。中央苏区于1933年、1934年先后3次发行借谷证，共向群众借谷100余万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大量发行粮票，但那时还谈不上是票据社会，只不过是解决战时物资供给的办法。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3年10月，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油料、棉花全面实行统购统销，城镇实行划片、定量供应制度。机关团体可通过组织供应，普通人凭购粮证或户口本购买。

　　同年11月，政务院又发布《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粮食行业彻底禁止私营。每户居民每月自行制定粮食计划，经审批后方可购粮，当然工作量如此巨大，审批就只能走走形式；同样各个家庭的粮食需求也不尽相同，粮食供求又出现混乱；很多市镇居民购得粮食超出需要，一些粮食又通过黑市倒流回农村；流动到城镇的农村人口，城镇中流动工作学习的人在外就餐，更是个头疼的问题。既然按户核实供应粮食搞得一团乱麻，只好在不动的“户口本”上产生“可流动”的票证。票随人走，有票就给粮，问题就好解决了，城镇粮食供应与户口挂钩，户籍功能大大被强化，而粮食供应也逐渐指向个人。

　　国家总结经验后，进行“定产、定购、定销”的整顿，国务院于1955年8月颁布《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要求实行统购统销的市镇，对非农人口一律按劳动差别、年龄大小进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对工商用粮按户定量供应，对牲畜饲料也分等定量供应。

　　当年，全国第一通用套粮票正式流通，同时印发油票。这就诞生了“四证三票制”：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以及地方料票。可以说，中国由此正式进入票据时代。

　　票证制度确立后，票的种类逐渐增多。1957年，肉票开始印发，次年春节起，牛肉、羊肉、鸡蛋、白糖、红糖等副食品也开始凭票供应；蛋票、糖票亦应运而生。上世纪50年代末，物资日益匮乏，票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种类更令人眼花缭乱。民以食为天，粮票当然是各种票据的老大哥。1955年10月，刚发行的全国粮票1斤采用16两制；1959的才改为10两制，其面额有半两、一两、二两、伍两、一斤、二斤、十斤、百斤。全国粮票先后发行过9套33枚，地方粮票和军用粮票总数有14000多种。

　　普通粮票之外，还有工种粮票、知青回城粮票、搭食粮票、优惠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全国各地农作物及人们的主食习惯有差别，按粮食种类，还有粗粮票、细粮票、杂粮票、小米票、大米票……专用粮票的种类同样令人咋舌：侨汇粮票、效区菜农粮票、产妇补助粮票、人民公社粮票、救灾粮票。上世纪60年代初，糕点券和就餐券也出现了，上海由粮食局印发，每人每月凭本供应糕点半斤，后来改为收糕点票外加收3两粮票。上餐馆吃饭，就餐券与粮票同样具备了货币功能，混合使用。天津市还发放过高级饭馆就餐券，手握就餐券可以在狗不理、登瀛楼、玉华台、正阳春这些高档饭店打打牙祭，不过很少有人能获得这种机会。天津人喜欢吃捞面，用麻酱当辅料，因此当地发行了麻酱票。

　　当时，最小面值的油票可打到一滴油。素油，即植物油，起初在大中城市，每人每月可供应5两，后来随着物资紧缺，逐渐减少到每人每月3两。

　　作家张贤亮曾回忆，当时配给他每两个月一市两素油，苦于找不到那么小的器皿去盛，然后保证每顿饭吃一点点，最后终于找到一好办法，用眼药水瓶来装，这样每顿饭能用一滴。据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们回忆，那年头简直想不起有什么不需要凭票才能买到的东西。

吴纪文

退出历史舞台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家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特别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家家户户粮票基本上都有所盈余。

　　然而，粮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是有一个过程的。1980年，国家对粮油议购议销作为统购统销的补充，于是市场上又出现了一个时尚新名词———“议价粮”。所谓议价粮，就是在粮食定量内平价销售之外，容许市民不用粮票用高于平价粮的价格购买粮食，实际上是“一粮两价”。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肉、蛋和蔬菜的消费已部分取代粮食消费。用一句老百姓的话说：现在油水大了！大多数人每月20多斤的定量粮票富余了。但仍有人缺粮，也有人偏爱大米或白面，特别是农民，总是希望用粮食换些粮票，以备不时之需。于是，在当时的浙江省温州市，市区和各县城里的大街小巷便可时常看到推着板车吆喝着“粮票换大米”的农民身影。作为一种可换取实物的票证，粮票此时仍起到“第二货币”的作用。不过，敏感的人们也由此嗅出：粮票历史的终结已经为期不远了。

　　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粮票“生命之本”的宝座开始逐渐发生动摇，有的饭店、商店出售食品时，由必须使用粮票，转变为“没粮票可多花点钱替代”；“某某吃食不要粮票，可选择”；乘坐火车、轮船、飞机吃饭时，不再用“全国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等等。

　　1985年4月1日，全国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改为合同定购。历时32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终于结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

　　不过，粮票依然流通。民间从2斤粮票换1斤粮食开始，到3斤、5斤、10斤粮票换1斤粮食，最后甚至二三十斤粮票才能换1斤粮食。1993年，全国放开粮食价格。这时人们才忽然发现，往日熟悉的“换大米”，已变成了“买大米”了。

　　终于在1993年2月，全国“两会”召开，代表委员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同年的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

　　随后，一直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货币”———粮票，在完成自己38年的神圣使命后，“光荣退休”了。粮票的正式废止，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粮票制度虽然被废除，但百姓对于粮票的习惯性依赖却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一次，一位姓王的女士家里来了小偷，等她回家后，发现整个家已经被翻得一片狼藉。她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去看存的粮票还在不在，用一块布包着，有好几百斤呢。除了富余的粮票是“财产”之外，家里惟一的一本存折里只存了十块钱。积攒的粮票多而钱少，大概是那时大部分家庭普遍的财务状况。

　　随着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粮票制度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留给人们的，不仅是对粮票收藏的热爱，而且还有对那个时代别有一番滋味的回忆。

　　（高欣整理）

　　■链接

　　【收藏】

　　从1955年到1993年，全国大约发行了9000多种粮票，主要有三大类：

　　第一类全国通用粮票，由国家粮食部统一发行，在全国各地都能使用。此类粮票收藏者很多。

　　第二类省市发行的粮票，种类比较繁多，仅限于在当地使用，这类省市发行的粮票存世量在三种粮票中是最多的。

　　第三类军用粮票，这种粮票独立于国家和省市之外，由军队统一拨付。军队粮票的特点是面额较大，最小五十斤，多则五百斤、一千斤。军用粮票的搜寻难度比较大，因为粮票是有价票证，在作废之前根本不会进入流通领域，当时只在军队内部流通，所以一般民众若无特殊渠道则根本没机会接触到军用粮票，目前军用粮票的存世量比较少。

　　■追忆

　　【粮店】

　　过去京城的粮店不多，几条大街或胡同才有一个指定的粮店。粮店一般门脸儿都不大，双开的木门便于进出货，刷成或浅灰或米黄或淡绿的浅颜色。那时粮店的名称都很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如：向阳粮店、永红粮店、庆丰粮店等，当然也有以地名起的，如：大佛寺粮店、北新桥粮店、花市粮店等。进得门来，或左或右一般都是个小窗口(柜台)，里面坐着收钱、票的服务员，对面是一排半人高、七八十厘米宽的方槽子，里面分别装着米、面、棒子面及各种豆类杂粮，槽子旁放有秤和用来铲米铲面的高帮铁簸箕，每个槽子前面是一个白铁皮做的大漏斗，再往里面就是码放整齐跟小山似的米、面垛。

　　那时的粮店都是卖散粮食，所以您得自己准备米面口袋。当身穿白制服头戴白帽子的售货员称好您要的米面后，总是热情地提醒您把口袋套在大漏斗下，然后“忽”地一下倾倒下来，有较真的老太太还会敲敲大漏斗，不剩一点面渣。

　　那时要是粮店门前排起大队，准是两件事，一件是每月二十几号家家户户拿着购粮本按定量去领粮票；另一件准是秋季买白薯。当时白薯对于每家，特别是小孩子来说可是个稀罕物。一听说来白薯了，街坊四邻立马儿放下手中的活计拿起口袋前去排队，那队排得里三圈儿外三圈儿的，轮到自己了，人人都不忘说上一句：“谢谢您，多给挑点儿红瓤的。”

　　每当赶上粮店进货，准能招来许多小孩子围观。就见一辆带斗的大卡车上装满整袋整袋的米面，装卸工穿着白制服，头上戴着帽子，帽子下边耷拉着到肩膀的布条。那装卸工个个都是棒小伙儿，每人一上肩就是三四袋面，而且是气不喘、腰不塌，脚底生风，将整袋的米面码放得方方正正。

　　后来，粮店里又增加了新的项目，卖菜子油、豆油、切面、冬储大白菜什么的。买油最有意思，一般是在一个油腻腻的大油桶上插着一个带有刻度和油嘴儿的“打油器”，顾客买多少油，售货员将小钮调到该刻度上，一压手柄将油抽出……

lxc1964

吴纪文

lxc1964 发表于 2016-10-17 16:57

谢谢李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