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邮市史话（八）

随便集点邮

二、邮票市场并非一片空白

　　对于文革期间的邮票市场状况，集邮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完全空白论”，另一种则认为是“并非空白论”。

　　持“完全空白论”者，以《集邮研究》（1988年第3期）刊登的署名赵珩的文章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文革”十年，社会是畸形的，人的心理状态也是畸形的。在这段历史时期中，集邮领域被视为禁地，没有集邮组织，没有公开的集邮展览，没有集邮的流通渠道，更没有任何学术的研究，无数珍邮毁于一旦，著名邮人难免一死，以至于青少年不知集邮为何物。

　　同时发表在《集邮研究》（1988年第3期）上署名田健行的文章则认为：“十年浩劫期间，集邮受到严重摧残是事实，但集邮并非一片空白。不仅集邮者不是一片空白，连官方也不是一片空白。”文章还列举一些事实，如1967年-1968年的“中国人民邮票服务处”；天津在几个门市部继续出售明显是供应集邮者的1970年-1976年成套邮票；1967年在邮电部内部办过一次邮展；文革期间，还有民间邮刊和民间邮票目录在顽强地生存和流传着。

　　1966年8月，中国集邮公司虽然关门停业了，但是到了1967年，就在原中国集邮公司门口，挂出了“中国人民邮票服务处”的招牌，经营人员仍然是原中国集邮公司的工作人员，只是出售范围限制在仅能出售1966年5月以后发行的新邮票和特74“中国人民解放军”邮票。邮票服务处的出现，为仍在坚持集邮的人们提供了收集邮票的一点方便，便是显而易见，在国家公开宣布停止一切集邮业务的背景下，这种明显为了照顾集邮爱好者的需要而出售成套集邮邮票的做法自然难以维持。

　　据著名集邮家赵人龙回忆：“1969年下放四川……离开北京之前，某次路过集邮公司，看到门又开了。进去一看，偌大一个营业厅，橱窗里仅陈列着两种邮票。即文4雕刻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4分和8分各一个大方连。柜台里冷冷清清的坐着一位女同志，除我之外没见第二个人走进大门。我虽没有这两种邮票，但也没有兴致去买，应该说情绪是比较低落的。即使这样‘造反派’也没有放过集邮公司，又去第二次冲击，中国集邮公司终于正式停业。”由此大致推断出，这个“中国人民邮票服务处”大约在1969年初即告停业。

　　1966年8月，天津市集邮分公司也被迫关门歇业，并把所有认为存在“政治问题”的邮票全部予以销毁。原有的营业员或被调离，或留在原处改卖报刊杂志，原来偌大的营业大厅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犄角旮旯，出售一些供人寄信贴用的零枚邮票。然而原集邮公司的工作人员出于对集邮工作的热爱和对集邮家的同情，通过自己经手售票并利用仅有的一点领取邮票机会，想方设法地为集邮者凑成整套，即使有时候凑不成一整套，也会等到新邮票发行之时偷偷地留下一些，准备给集邮者配套。至于那些根本未分配给天津的，如“文4”高面值票，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在那种是非颠倒的年代里，这种举动，随时都有被揪斗，被关进“牛棚”的危险，但他们一直坚持这样做。天津一些集邮家能够收集较为齐全的文革邮票，与这些默默无闻却又冒着很大风险的集邮工作者的暗中相助是密不可分的。（杨耀增《津门邮事》第45页）类似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省市也时有发生。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文革开始后，政治运动最激烈的几年内，大约是从1966年初至1969年底，是整个邮票市场体系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邮票的注通渠道基本上荡然无存，从国营集邮公司到民间邮票交换市场，从邮票的门市销售到邮票的通信函购、通讯拍卖、上门收售、跑台拉纤等均告绝迹。所以说这一阶段的邮票市场近乎真空，并不为过。至于民间邮票流通渠道内有无能够抗住高压、坚持交换甚至买卖的行为，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

　　到了70年代初，特别自林彪1971年9月13日叛逃坠机而亡之后，各个方面均出现某种松动的迹象，一些邮瘾难耐坚持集邮的活跃人物，不顾高压、不怕挫折，暗中恢复了集邮活动，其中有不少老一辈的集邮家，更多的是中年集邮家。这些人在文革中虽然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对集邮的热情依然如故。他们有的恢复与各地邮友的通讯联系，相互交换文革邮票，交流信息；有的在家中接待邮友，聚会畅谈，切磋邮识；有的则埋头整理邮票史料，编印邮票目录，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至于文革中后期邮票市场体系的复苏是从邮票出口打开突破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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