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邮市史话（六）上

随便集点邮

文革期间的邮票市场(1966年—1976年)
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我国的集邮事业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打击，时至今日仍象梦靥一般萦绕在老一辈集邮者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这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在全国范围内，从邮票的供应渠道到集邮的组织建制，从集邮的意识形态到集邮者的集邮活动都加以全盘否定和彻底推翻，使建国以来欣欣向荣的邮票市场遭到无情封杀。

　　首先，从邮票的供应渠道来看，1966年8月，中国集邮公司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被迫关门停业；同一时期，天津市集邮分公司也被迫关闭。9月，全国各地的集邮分公司和集邮门市部相继停业；1969年1月，邮政部门全面停止一切集邮业务。至此，建国以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套较为完整的、覆盖全国的邮票供应体系遭到破坏。

　　其次，从集邮的组织建制来看，1966年6月，《集邮》杂志停刊，这是当时我国唯一官办的专业集邮刊物；1966年8月，中国集邮公司停业；1967年8月，邮电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管会；1968年5月，邮电部军管会决定撤销邮票发行局和人民邮电出版社；1970年1月撤消邮电部，成立邮政总局，归交通部领导。总之，集邮的组织建制陷于混乱和瘫痪状态。

　　第三，从集邮的意识形态来看，集邮被当作“封资修黑货”和“四旧”来批判。并罗列了集邮活动的四大“罪状”，一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二是“投机倒把”；三是“玩古董”；四是“搞特务活动”。

　　第四，从集邮者的集邮活动来看，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集邮活动被全面禁止，邮集被没收，集邮家被抄家、揪斗、游行、下放劳动甚至被迫害致死，广大集邮爱好者从此转入地下。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集邮活动基本停止。

　　一、邮票市场遭到灭顶之灾

　　“文化大革命”是发起于1966年4月由江青鼓吹的所谓“文艺革命”，风暴由小到大，由远而近，越刮越猛，先是批判和声讨“海瑞罢官”、“三家村”和“燕山夜话”，接着是5月“五一六通知”的发表，6月1日、2日人民日报关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两篇社论的发表，其矛头首先指向民族传统文化和文艺事业，集邮事业作为文艺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首当其冲。

　　1966年6月，《集邮》杂志出版第125期时，所有订阅该刊的集邮者都会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小纸条：“现因全力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经上级批准，“集邮”月刊从今年第七期起暂时停刊，凡已交预想订费的订户，由原收订邮局负责退款。——人民邮电出版社”。这份当时国内唯一由官方主办公开发行的专业邮刊，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集邮观，在集邮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停刊是新中国的集邮事业的重大损失，对广大集邮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其实这种预兆在《集邮》1966年出版的前几期摘录的大段大段的政论文章和毛主席语录中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文革一开始，就将构成邮票市场的三要素彻底捣毁干净，一是邮票市场的血脉即邮票的流通渠道遭到破坏，包括国营集邮公司形成的相对完整的覆盖全国的邮票流通体系，以及邮票的民间流通体系，包括民间邮票交换、通信邮购、通讯拍卖和上门收售在内的所有流通渠道；二是邮票市场的心脏即国家库存邮票惨遭焚毁，邮票市场的源头被彻底切断；三是邮票市场的躯体即集邮者特别是一些资深集邮者或集邮家遭到迫害，本人被抄家、揪斗，邮集被没收甚至焚毁。在这种形势紧迫、人人自危的环境之下，邮票市场差不多是鸦雀无声，几近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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