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邮市史话（三）上

随便集点邮

民间交换市场的萌芽和函购市场的形成（1955-1966）

　　1955年1月中国集邮公司开业后，每天吸引着大批的集邮爱好者前来欣赏和购买邮票。久而久之，在公司营业厅内外逐渐聚集了不少以交换和买卖邮票为目的的集邮者，自发形成了邮票交换市场。在其他城市的集邮分公司门口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另外，自从1955年至1956年对私营邮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私营邮票社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绝迹，但是邮商的邮票买卖活动活动并未停止过，他们千方百计地通过除开设门市之外的任何办法来继续开展集邮业务，主要形式有通信买卖、通讯拍卖和上门收售等，特别是《集邮》杂志从1956年7月起开辟“集邮者信箱”，开始允许集邮者刊登广告联系邮票的通信交换和买卖，由此形成了邮票的函购市场。

　　一、民间邮票交换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在我国，从50年中期国营集邮公司在各地开业始，自发形成的民间邮票交换市场就大多依附于国营集邮公司而产生，这是因为：1、建国初期集邮者人数很少，尚不足以形成一个市场，随着集邮者人数的逐年增加，对邮票和集邮信息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2、解放前的邮票协会等集邮团体纷纷解散，集邮者失去了聚会和交换邮票的场所；3、在私营邮商被公私合营之后，集邮者失去了一条重要的收集邮票的来源，集邮者想要出让复品也成了问题；4、国营集邮公司所能提供的邮票品种、数量不足以满足集邮者的多样化需要；5、集邮者需要交流集邮信息，调剂余缺，而集邮公司恰巧又是集邮者经常聚集的地方，因此，久而久之，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集邮公司营业厅内外便形成了交换邮票的场所。

　　在北京中国集邮公司营业厅内外的交换人群中，大多是青年职工、教师、大学生和中学生，也有一些资深集邮者或集邮家。邮票交换也确确实实是以票票交换为主，钱票交易的为数极少，这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一是羞于谈钱，二是大家认为拿邮票换钱是邮商的行径，是“投机倒把”的剥削行为，是可耻的。因此在集邮者彼此互通有无时，一般会产生三种结果，一是双方以票易票，比价相等，没有差额，则皆大欢喜；二是双方以票易票，比价不等，甚至相差悬殊，则只能是双方先挑选好自己所需的邮票，将双方邮票的比价商量好，不足的部分，由对方出钱购买；三是双方票票交换时，一方无票可取，另一方为得到自己所缺的邮票，也只能在集邮公司的柜台里买下对方指定的邮票做交换。总之，尽量避免用现金交易，这种现在似乎难以想象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流行。

　　在交换的人群中偶尔也会见到直接从事邮票买卖的邮票贩子，但是为数不多，并且常常可能遭到訾议，或被扣上“邮商”的帽子，在当时邮商与“投机倒把”、“剥削”几乎是同义词。例如，1958年第11期《集邮》就刊登了署名王绍平的一篇文章，题为《施锐的商人行经》，文中“揭露”了协和医院职工施锐的倒卖邮票行为。这种观点代表着当时绝大多数集邮者对邮商和邮票买卖的看法，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在作怪，是投机倒把行为。紧接着施锐本人就在1958年第12期《集邮》上发表了《我的检查》。

　　尽管如此，集邮者仍是孜孜不倦，络绎不绝，每逢节假日，营业厅内的场地已经容纳不下了，集邮者便挤到营业厅外的便道上，以及附近的区域，到处都有交换邮票或买卖邮票的身影。现在活跃在中国集邮界的不少资深集邮家就是从当年邮票市场里的红领巾集邮者逐步成长起来的。当然，在这些身影中，还有不少当年就蜚声邮坛的集邮家。如已故集邮家白子宪先生（生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就经常出入邮票市场，他待人诚恳和蔼，说话不急不燥，在当时的邮票市场上，是一位态度忠厚的老人。许多邮人都与他相识，如周贻白、郝崇佩、袁香举、李毅华等人，这些人经常约他到东安门中国集邮公司门市部对面的华宫餐厅，边吃边谈，或边喝边交换邮票，周贻白教授称这是一大乐趣。（刘肇宁《邮海漫谈》第156页）

　　在当时的邮票交换市场上，集邮者经常需要交换的邮票品种包括：一是新中国邮票，为的是配齐自己所缺的零票；二是集邮公司已经售缺的外票，主要是苏联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这类题材很受欢迎，因而集邮公司也常常售缺；三是集邮公司没有经营的某些西方国家的中低档邮票，如法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摩纳哥等。

　　邮票市场历来是集邮者“淘金”的好地方，识货的资深集邮者偶尔会在无意之间发现“金矿”，如早期的外票，或者新中国的未发行票和撤销发行票等珍罕票。如1953年8月1日未发行的“军人贴用”邮票，在中国集邮公司的门市部未见出售，但在营业厅内外的交换邮票人群中，或东安市场的邮票商店中能偶见“黄军邮”一种。50年代后期，一个小学生拿着许多“黄军邮”新票到中国集邮公司门口来卖。据说，他是在某军事机关搬迁时，在楼道置放的空文件柜里“捡”到的一捆整版的“黄军邮”。由于“黄军邮”的800元旧币面值已作废，他卖得不贵，大约是5分钱一枚。后来买的人多了，他改卖1毛钱一枚。此时北京出现的“黄军邮”大多是这位小学生卖出的。

　　除了“黄军邮”外，还有纪20“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纪念”错版票，全套新票要价40元，因为当时的集邮风气反对猎奇，不提倡收集错体票或变体票，加上集邮者信息闭塞，40元的价格又贵得离谱，令普通集邮者望而却步，因此象这类的邮票大多被资深集邮家买去。

　　至于“军人贴用”邮票中最为珍罕的“蓝军邮”则有一段逸闻，大约在1960年前后，著名集邮家周贻白先生在北京东安市场邮票摊上，发现有黄、紫、蓝三种军邮新横双连出售，索价40元，见后立即回家取款购下。另一个版本则认为此票是在资深集邮者这个小圈子内易手的，当时L先生出让周教授一件“蓝军邮”双连，不要现金，便在东安市场的邮票市场挑选了近100元的邮票。周教授依L先生所指买了这些邮票，换得“蓝军邮”双连。姑存两说，以待后证。

     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原因，中国集邮公司门前的邮票市场大约在60年代初期开始逐渐萧条。

　　此时上海市的民间邮票交换市场同样依附于中国集邮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而存在，即在门市部的后门处，河南中路427弄内。这是一条不足50米的东西向弄堂，弄堂的南侧当时是丽华百货公司，北侧是一家南货食品店，弄堂口则是个过街楼，可以避避风雨。每到节假日，前来交易的集邮者一直能挤到大马路边，而且似乎也从没有警察来干预。在集邮公司的柜台里，新中国纪特邮票是天天有售，与外票相比，价格要高出许多，如“梅兰芳”小型张售价3元，“梅兰芳”无齿票售价4.5元，而当时一个人的最低月生活费大约不到10块钱。因此，这两套票极少有人能够问津，集邮者主要购买新中国邮票的盖销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却受到集邮者的追捧，因为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收集这些国家的邮票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时髦，当时收集外票的人数占到集邮总人数的70%左右。特别是这些外国票售价一般比较便宜，平均几分钱一枚，集邮者也能负担得起。这种一冷一热的状况导致新中国的比特邮票受到冷落，而外票却经常售罄，在营业厅外的邮票市场自然价格上升。邮票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当属匈牙利邮票，因为该国邮票在爽票幅较大，印制精美，又都是体育、动植物等热门题材，不象苏联票有那么多的政治题材。最少见的是美国票，收集美国票的人也很少，原因显而易见，因为美国当时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又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

　　1965年前后，上海邮票分公司搬迁，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日趋紧张，河南中路427弄里的这条著名的弄堂邮市也渐渐消失在历史厚重的记忆中了。现在整个弄堂已被拆迁，成为上海地铁二号线的一个车站。

　　民间的邮票交换除了在邮票公司门口的邮票市场上公开地进行之外，一些珍罕邮票也在集邮家之间悄悄地进行交易，以下两例便是当时珍罕邮票在一些资深集邮者或集邮家之间易手的缩影。1960年前后，北京著名集邮家郝崇佩因患病住院，对集邮开始心灰意冷，决定将所存邮票中的名品出让，其中红印花加盖“当伍圆”和小字“当肆分”2枚邮票，经集邮家曾某介绍，以450元的代价让给了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周贻白。这件事在十年浩劫期间被认为是宗特大的“倒买倒卖”，为此周贻白还被隔离审查。1963年，集邮家白子宪先生已经70多岁，因为年老，老伴又患病，准备出让自己早年收集的日本早期邮票，总计五、六十枚邮票，包括1908年旧高额切手2全新，几经协商都卖给了中央戏剧学院周贻白教授，大约是300余元。（刘肇宁《邮海漫谈》第148、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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