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革票证对文革错误的张目

吴纪文

试论文革票证对文革错误的张目

湖北 叶青

提要：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革票证被深深烙上了文革的烙印，对错误的文革起到了张目的作用。文革票证宣传文革的错误路线，从红卫兵、大串联、成立革委会到错误的九大，知青下放，票证无一不作错误的渲染。文革票证为个人崇拜摇旗呐喊，刘少奇、邓小平极力反对“个人崇拜”。文革票证见证了国民经济的糟糕状况，文革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关键词：文革票证 文革错误 个人崇拜 文革经济

引子：

引子：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

　　在文革初期近乎疯狂的政治氛围中，一切物品都成了渲染文革氛围的载体，眼睛所见、耳朵所闻无一不是文革的陈词滥调。票证自然也被深深地烙上了文革的烙印，逃脱不了为文革错误张目的可悲者的角色（见图一、图二）。

一、文革票证宣传文革的错误路线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楼见了红卫兵，从而将文革推向错误的高潮（见图三）。红卫兵进行所谓的“革命大串联”（见图四），一时间，伟大领袖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的家乡成了朝圣之地，人满为患；革命圣地井岗山、遵义、延安也挤满了徒步大串联的红卫兵。票证自然也要承担宣传错误路线的“重任”，例如湖南69年粮票、遵义73年粮票、陕西72年粮票（见图五）。这些革命圣地向人们进行宣传是应该的，但是在那种特殊的“革命”氛围年代。这种宣传对文革的错误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图五

　　1967年元月15日，上海市“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组织”联名发出了《告上海市人民书》，掀起了无产阶级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拉开了文革夺“一小撮走资派”权的序幕。元月31日，黑龙江省造反派大联合夺权首告成功，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该社论宣称：黑龙江临时最高权利机构的诞生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历史性转折。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社论开头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这以后，“革命委员会好”的口号就响彻了大江南北（见图六）。其实细究起来“叫革命委员会好”的意思是“叫革命委员会是可以的”，而“革命委员会好”这句口号中的“好”却是“好坏”的“好”。这曲解原意的“革命委员会好”，因为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便成了“正解”。

　　党的九大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召开，这是一次继续文革错误路线的大会。这次大会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确定了林彪为接班人。毛泽东在大会上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对一个国家而言，文革前三年能称之为“胜利”？江苏无锡县一九七0年购粮券，就为这一错误路线进行宣传（见图七）。
　　一九六八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于是几千万被称为“老三届”的知识青年——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高中、初中毕业生——被一杆子打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实际上是与贫下中农抢夺他们那点可怜的口粮！（见图八）
二、文革票证为个人崇拜摇旗呐喊

图九

　　文革前，毛泽东同志虽然也口头上说过不要为领导人祝寿，不要搞个人崇拜，但在文革前十年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极力反对个人崇拜的刘少奇同志，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就提醒全党：“中国也要反对个人崇拜，不要喊‘万岁’，不要唱‘东方红’”。然而，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正确意见，并没能阻止个人崇拜之风的蔓延，反而在文革中成了他攻击伟大领袖的罪证。山东省1966年粮票上的“毛主席万岁”,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见图九）。
　　文革初期，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林彪将“个人崇拜”作为武器，大力吹捧毛泽东同志，得到毛泽东同志信任的林彪，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被红卫兵称为“林副主席”、“副统帅”。

　　请看青海省商业厅1967年临时调剂布票上林彪的天才论：“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见图十）。林彪并疾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见图十一）。神州大地到处可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祝辞，“三忠于”“四无限”也频繁地出现在票证上（见图十二）。

　　文革初期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座尊神——毛泽东。封建皇帝尚有下“罪已诏”的，而文革时的毛泽东，享有“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尚尊位。他所有的讲话都是“最高指示”（见图十三），他的语录出现在报刊书籍里必须是大一号的黑体，他的名字不能上下分成两行！现在我们来看看邓小平同志一九五七年在清华大学时一段讲话，不知各位是何感受——“有人认为中国不错，没有犯过这个错误（注：指个人崇拜），实际上我们错误也不少……不可吹牛。”历史有时就这样无情地捉弄人——以上刘少奇、邓小平两段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讲话，在文革期间竟成为他们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伟大领袖的罪证！
三、文革票证见证了国民经济的糟糕状况
　　文革伊始，红卫兵南下北上东奔西走地进行“大串联”，而这种大串联的车船费用是免费的（见图十四），而在北京，红卫兵连吃饭也是免费的。政府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成立红卫兵接待站（见图十五），接待红卫兵，安排他们的住宿、膳食等。我1966年11月串联到北京时，接待站还给我们安排了被褥！大串联以后，工厂、农村、文教卫科等等单位在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代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也纷纷投身“文革”，文革之邪火终于燃遍了神州大地（见图十六）。
　　而其时的中国经济，正处在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时期，文革的折腾，使经济的发展一下子又堕入深渊。这犹如一位大病初愈的人，又猛烈地遭到另外一场更大疾病的侵袭，虚弱的身体如何能顶得住？
　　一个民族如果不生产，连一天也活不下去。当人们大闹“革命”忽视生产时，其恶果自然就产生了。你再怎么闹革命，饭是不能不吃的，但是地里的庄稼减产了，你就只能少吃一点，于是，中国历史上发放生活票证最多的年代——文革票证年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大到手表、自行车，小到针头线脑（见图十七），从“奢侈品”的香烟白酒，到生活必需品的铁锅食盐灯泡火柴（见图十八），无一不得不凭票证购买。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想当年，当人们大闹“革命”，虔诚地“誓死保卫毛主席”时，却是食不裹腹、衣不遮体，连抽支香烟都是难得的享受。现在回头再来看看文革不堪回首的往事，文革对人们的信仰是何等的嘲弄！对人们的虔诚是何等的愚弄！对人们最低的物质生活是何等的不管不顾！

结束语：
　　文革十年，是疯狂的十年，是中华民族自取其辱的十年。在文革年代里，人人似乎都是“革命者”，人人又都惊恐地注视着周围，小心翼翼地自保着，那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年代。文革票证既是那个年代的“帮凶”，也是当年人和物“无可奈何”的真实写照。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那是不可避免的，日本的侵略行径，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国家”概念，四亿五千万同胞同仇敌忾。而文革这种内乱，本应是可以避免的但却发展到不可避免，人们的信仰产生危机，国家和社会一片混乱，国民经济严重倒退，这其中该有多少东西值得人们深思啊！
　　历史，特别是耻辱的历史，人们不应忘怀。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学习资料.增刊》，一九六八年二月
中国票证网
中国票证博物馆
《两枚烟标一段历史》 任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