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历史上的 卷烟 凭票供应政策

吴纪文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由于中国许多地区受自然灾害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导致农业歉收，烟、粮争地，烟叶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烟叶收购量减少，许多卷烟生产企业被迫减产、停产，卷烟供应日趋紧张。有的地区出现黑市，卷烟价格高出市场价，投机倒把活动增多。针对这一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凭票定量供应”的政策。

　　普通凭票供应

　　卷烟凭票供应，自1958年在部分地区开始实行，1960年商业部通知在全国实行。当时上海市凭券供应的范围是国产卷烟，板烟丝、旱烟丝、雪茄烟，进口卷烟不在凭券供应之列。凭券供应的对象是上海市区及郊区常住户口居民。凭券供应的方法是购烟券由上海市糖烟酒公司统一印刷，各区、县通过居民委员会按照规定进行登记发放，购烟券分大户、小户，凭购烟券到零售店按月分旬购买。对统战对象、高级知识分子、吸烟量特大者，经单位证明按实际情况适当照顾。对外交使节、外宾、专家、归国观光华侨、外国侨民、实习生、留学生及侨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等都有特殊供应办法。驻沪部队用烟参照居民标准供给。当时北京市在卷烟销售品种上，甲级烟除供特需和照顾重点外，市场不投放。在销售方法上，前门牌卷烟一次只准购买一盒，其它乙、丙、丁级卷烟一次购买不超过5盒，做到均衡供应、细水长流。 1960年第二季度，北京市卷烟市场除戊级烟外，出现排队购买现象，而且外流比较严重。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从5月5日起，实行甲、乙、丙级卷烟内部分配，丁、戊级卷烟仍在市场上销售。这种办法实行后，销售指标得到控制，基本上改变了排队现象，使广大吸烟者都能够买到规定数量的卷烟。

　　1965年以后，卷烟供应情况逐渐好转，但甲、乙级烟和某些其他等级牌号的卷烟仍不能敞开供应。1965年5月4日，商业部在发给各地商业部门的电报《关于甲乙级卷烟供应办法的通知》中明确：“一、甲级烟原则上仍实行定量供应。‘中华’、‘双喜’、‘牡丹’等名牌产品产量很少，首先保证出口、外宾、侨汇等特需，不得敞开供应。其他品种在保证定量有余时，如何销售，由省、市自定。二、乙级烟部分质量较好，销售面较广的产品，如‘前门’、‘美丽’、‘红金’、‘飞马’、‘恒大’、‘三门峡’、‘大生产’、‘大重九’、 ‘布谷’、‘精海河’等10个牌号，由糖烟酒总公司统一掌握，继续实行定量供应和高价烟销售，如需改变应报上级批准。其他品种凡能高价的应继续高价，不能高价的可敞开供应，具体牌名由各省、市、区根据具体情况自定。”

　　特需供应

　　特需供应是对特殊消费者的需要保证供应或进行适当照顾的办法，当时包括多种消费品，其中卷烟称作特供烟。

　　1960年8月，北京市开始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肉、蛋、卷烟等副食品方面给予特需供应。此后，一些地方也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特需供应。同年11月，中共中央将北京的做法批转各地，全国政策和具体做法大体取得一致。

　　卷烟的特需供应（主要是甲级卷烟），首先是中国驻外使节、外国驻华使节、外籍专家、外宾、旅游饭店、国家重大宴会用烟；其次是高级领导干部（北京只限于行政13级以上，大部分省市为17 级以上）及高级脑力劳动者。甲、乙级烟按照分配总量，包干供应，标准为每人每月最多不超过两条，视情况可有所不同。在一些地方，还根据货源情况安排节日特别品种的供应，有的还照顾到一些特别人群。

　　1986年北京市烟草公司成立后，特供烟主要由北京市烟草公司负责直接供应。同时每月按计划安排800箱特供烟（其中甲级卷烟550 箱、乙级卷烟250箱），由北京市第二商业局特需供应站安排到户。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一些重大的国务会议和活动用烟要求质量好、档次高。从1986年开始，北京市烟草公司设置专门机构、人员负责这项工作，根据需要组织安排各种名优卷烟，按质、按量、按时保证供应。

　　高价供应

　　为回笼货币，国家在坚持稳定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供应和议价供应的政策。国家从1961年1月起，大城市在保持平价定量供应的同时，逐步敞开供应高价糖和高价糕点。到2月19日，实行高价供应的城市达 40多个。1962年，国家增加了包括卷烟在内的8种高价商品。

　　1963年9月4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下发《关于国营商业统一经营高价卷烟问题的批复》中明确：一、自今年10月份，高价烟的业务由国营商业统一经营，供销社不再自行组织货源，由当地国营商业委托销售；如有些地区供销社原有高价卷烟还没有卖完，可在原地照原办法继续销售，国营商业暂时在这些地区不插手销售。二、高价卷烟货源，由商业部统一安排，列入计划，在价格上低于集市贸易价，高于牌价，本着敞得开、销得出的原则，由商业部统一规定各等级的价格幅度，各省、市、区商业厅、局在规定幅度内安排。

　　同年9月12日，商业部下发了《关于销售高价国产卷烟的通知》，规定：城市和乡村均可开展此项业务，主要采取敞开供应、自由选购的供应办法，依靠国营商业、基层供销社、公私合营商店销售，在国营、供销社机构薄弱、供应点不足的地方，经批准也可组织合作商店（小组）、有证商贩销售，但不要使商贩获利过大。在销售上本着敞得开、销得出，高于平价、低于集市贸易价的原则，批零差价规定在8%～12%的幅度内。城乡零售单位必须统一执行国营牌价（包括高价与平价的牌价），并配合工商、税务部门加强管理，严禁投机商贩倒运贩卖和个人私卖，抬高价格，牟取暴利。
　　
　　1963年11月上旬，除云南、贵州、新疆、西藏外，各地均先后开展高价烟的销售，销售数量已达108166箱，回笼货币7416 万元，实现高价利润2800万元。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业务部门的努力，高价烟销售在保证消费者需要，打击投机，活跃市场，支持农副产品收购，扩大货币回笼，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高价烟的销售出现了较好的形势。1964年2月12日，中国糖业烟酒公司向商业部副部长牛阴冠呈送《关于国产高价卷烟销售情况报告》，汇报实行高价烟销售的成绩。该报告转给副总理李先念，他于2月21日批示：“无论如何今年争取销一百万箱或者还多些，对于票子多的人是一个对付的好办法。”据商业部的资料，这一年高价烟销售突破了100万箱，约占全国卷烟年销量的1/4。

　　1965年，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商业部采取平价定量供应、高价和部分平价品种敞开供应的办法。这年春节过后，高价卷烟销售的高温现象逐渐回落，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卷烟货源的增多以及丙级卷烟逐步敞开供应，高价卷烟的销量逐步下落。

　　1966年10月19日，商业部发出《关于取消高价卷烟和 ‘甲、乙级证’定量供应征求意见的函》，明确提出：‘甲、乙级证’（有些地区发十三级以上、有些地区发十七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定量供应予以取消，仍保留了适当照顾宴会、侨汇和部队的需要。

　　奖售与换购

　　从1961年起，国家大幅度调减了农产品的统购、派购任务，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尽快恢复和发展，使农民能够买到需要的工业品，保证国家对粮食、生猪以及许多经济作物产品的需要，卷烟成为国家对农产品收购实行奖售、换购的重要物品之一。奖售的范围很广，最重要的是粮食，如收购贸易粮1000斤，奖售棉布10尺、糖2斤、卷烟8盒等；换购是国家以紧俏工业品换购农民完成国家统购、派购及合同收购任务以后多余的农副产品，价格上采取“低对低”（计划价格）的作法。如1963年4月规定，在牧区收购耕马、耕驴、骆驼每匹牲畜奖售卷烟10盒，在林区收购集体所有制的木材，每立方米奖售卷烟 3盒。同年10月规定，收购原粮800公斤，奖售卷烟12盒，收购油料500公斤，奖售卷烟15盒。当年内蒙古自治区用于收购粮油的奖售卷烟4690箱，占全区销量的6.7%。

　　浙江省规定实行卷烟奖售和换购的农副产品有23种，属于中央规定的有6种，省规定的有17种。用于奖售的卷烟货源由省糖烟酒公司根据有关省级公司下达的农副产品收购指标，按照规定的奖售办法，专项下拨，按实计奖，季度结算，增收增拨，少收结转下年（季）度继续使用。奖售的卷烟由省糖烟酒公司统一印发奖售烟票，票额分为1包、3包、5包，农民可凭奖售烟票在当地商店购买规定数量的平价卷烟。
　　1961- 1964年，全省约支付农副产品奖售卷烟10.47万箱（未包括烟叶换卷烟），占全省卷烟销售总量的14.6%。

　　从卷烟由全面凭票供应到部分凭票供应，然后敞开供应，断断续续历时20余年。部分畅销的甲级烟和乙级烟，直到20世纪90 年代才取消凭票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