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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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货币制度
第一节 隋代货币

大定元年（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废周静帝宇文阐为介公，登极称帝，改国号为隋，定都长定，是为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从而结束了自三国以来长达37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隋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确保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铸行统一货币即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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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登极之始，即下令整顿币制，铸行统一的合乎标准的五铢钱。《隋书•食货志》载：“高祖既受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 为保证新钱质量，合乎标准，政府明文规定每千钱重四斤二两，为推广新钱，政府于开皇三年在各地关卡置百钱作为样钱，凡入关的铜钱都要进行检査，合乎标准者允许入市,否则销毁，重新铸造。与此同时，严禁使用前代遗留下来的诸如“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常平五铢”等旧钱。至开皇五年，钱币终于统一，新钱流通各地。终隋一世38年中，专用五铢钱。具体讲，五铢钱中又有“开皇五铢”与 “五铢白钱”之分。
“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始铸于开皇元年（581年)。 此钱铸工精良，背面肉好周郭均备，面文“五铢”，横读，字狭边阔，“五”字交笔多斜直，近穿处铸一竖，系袭“永安五铢”钱式。钱体大小轻重不等，标准者直径2.5厘米，重3克；减重者直径一般2.3厘米，重约2.3克。 无论形制还是钱文，隋“五铢”与西魏大统 “五铢”都极其相似，因此只凭实践经验分清二者是相当困难的。这是一个需要丰富的考古资料加以证实才能解决的难题。

“五铢白钱”的铸造年代，史书未有明确记 载，从出土情况分析，可能铸于炀帝大业年间 (605-618年)。其钱合金成分因含锡、铅量增多而致使钱体呈青白色，故谓之“白钱”。制作规整，形制近似“开皇五铢”，面文“五铢”，笔画较细，“五”字交笔处呈缓曲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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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好大喜功，奢侈腐化，营建东都、三征高丽、开运河、筑长城、巡江南，滥用民力，消耗了大量财富，财政迅速陷于困境。随着隋政权的摇摇欲坠，五铢钱制度也趋于崩溃，私铸盛行，劣币大量入市，有的地方甚至“剪铢锞、裁皮、糊纸以为钱”。1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货币经济大有衰退之势，五铢钱制度遭到破坏，官铸私铸，钱币名品甚多，大小轻重纷繁。隋朝建立后，通过整顿币制，五铢钱又重新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历史证明，统一的五铢钱的正常流通，便利了商品交易, 促进了经济发展。考古资料充分证实了隋代货币经济的复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钱币，流通范围狭窄，极少留存后世，而相比之下，隋代五铢钱 (图8.1)流通范围广大，出土数量可观。1978年湖南长沙市发现一坛隋“五铢”，共计75公斤。2 这批“五铢”，制作精工，背肉好皆有周郭，直径2.3厘米，重约2.4克，形制及重量都与文献所记的“开皇五铢”基本相符。20世纪50年代，长沙隋墓出土的105枚隋五铢钱，呈灰白色，应为文献所记的“五铢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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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唐代货币

隋朝末年，全国各路义军揭竿而起，形成角逐乱世的政治局面。大业十三年（617年），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攻占长安。义宁二年（618 年），李渊废隋恭帝，自立为帝，建立唐朝，改元武德。此后，李渊及其子李世民经过十年征战，统一了全国。

唐代前期处于繁荣阶段，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辉煌灿烂。货币文化，作为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征显著，高度发展，成绩突出。 通宝钱制度的创立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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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宝钱制度的创立及其意义

唐初沿用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罢五铢钱，行用“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钱是一种新的钱币体制,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开元通宝钱的铸行，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标志着五铢钱制的结束，通宝钱制的开始。通宝钱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形制，而在于钱名，也即钱文。钱文内容由“开元”与“通宝”两部分构成，前者昭示开始新纪元，后者表示通行宝货。自此以后，方孔圆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而改称某某(多为铸币年号或国号）通宝、元宝、重宝等4。这 种钱文结构模式成为后来各代方孔圆钱的标准，前后流通一千三百余年，直至民国初期才逐渐消失。

开元通宝钱是采用母钱翻砂新工艺铸造的，严格实行标准化，形状、尺寸、重量等都有统一的规格。按规定，开元钱直径八分（约2.4厘米)， 重二铢四索，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因其大小轻重适宜，便于流通，故成为后来历代方孔圆钱的重量标准。
开元通宝钱的铸行，对我国的衡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元钱每十文重一两，每文铜币称为一个钱。我国以十进位的一两十钱制自此开始，原来实行的铢、索等计量单位停止使用。

在中国货币史上明确规定铜钱成色并作为一种制度，始自开元通宝钱。据史书记载，玄宗天宝间规定开元钱各种成分比例为：铜83.32%、白锡14.5%、黑锡（铅）2.12%。由于铜钱成色遵守所立法规，从而保证了质量。铜钱成色制度，至此臻于完善。

在钱文书体方面，开元通宝钱也有革新。我国古代铸币文字书体，先秦为大篆，秦至隋多为小篆，而自开元钱始则以隶、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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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铜钱

开元通宝钱始铸于高祖武德四年。《旧唐书•食货志》载：“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索，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其形制类似汉代五铢钱，圆形方孔，面背肉好周郭均备，直径一般2.3-2.4厘米，重 3.3-3.4克。因其大小轻重适度，使用称便，故颇受市场欢迎，并取代了旧钱。

钱文“开元通宝”四字系欧阳询书，隶体，书法极工。《旧唐书•食货志》载：“……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新唐书》亦称 之为“开元通宝”。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成书时间比新旧《唐书》均早的《唐六典》却称之为 “开通元宝”。这就是说，该钱面文自唐代以来一直有对读（面文作“开元通宝”）和旋读（面文作“开通元宝”）两种读法。其正确读法究竟是对读还是旋读？这桩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疑案至今尚未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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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元通宝”钱文书体，《旧唐书》说，含八分及隶体，而《新唐书》却说，含八分、篆、隶三体。大量实物资料表明，开元钱钱文并未有二体或者三体，而只有尚存八分（即八分书，因其二分似隶、八分似篆，故称八分）遗意的隶体。史书所记不准确，后学且由此引发诸多误解。

唐代铜钱尽管多达七八种，但其中唯有开元通宝钱最为重要。此钱终唐之世，鼓铸不断，数量巨大，版别极多。正因为如此，只能以其特征断代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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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高宗之前）开元钱（图8.2)，数量较少，版别较单纯，其主要特征是：形制规范，制作精美，直径2.4厘米，重3.6克。背面多无记号，少数有斜月纹；文字端庄，“元”字第一笔较短，第二笔左挑，“通”字走旁上部三撇不相连，甬旁头部开口 较大，“宝”字下部贝中间二横不与左右二竖相连。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6、四川万县冉仁才墓8、湖北安陆县唐吴王妃杨氏墓7所出 开元钱均属高宗之前的开元钱。河北石家庄市郊唐代钱币窖藏也有这类开元钱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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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高宗至武宗间）开元钱（图8.3)，数量巨大，版别复杂，其主要特征是：制作规矩，大小轻重基本一致，直径2.4厘米, 重3.6克；面无记号，背穿上或穿下出现月纹、星月纹；“元”字第一笔比早期者较长，第二笔有的左挑，有的右挑，个别的左右挑； “通”字走旁上部三撇相连，甬旁头部开口较小；“宝”字下部贝中间二横与左右二竖接近，有的已相连。这个时期的开元钱不但时有出土，而且出土量颇多，如河北邯郸矿区曾出土一万余枚9，西安王家巷曾出士一百八十余斤10， 石家庄市郊曾出土近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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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武宗之后）开元钱，数量虽不大，而版别却很复杂，其主要特征是：制作粗陋，形体较小，直径一般2.3厘米，重3.4克，钱文丑恶，且多湮漫，“元” 字第一笔较长，第二笔有的左挑，有的右挑，有的不挑；背面多无记号，少数祷以双月纹或孕月纹 。西安王家巷和石家庄市郊唐代窖藏钱币中均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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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质开元钱集中出土于四川、陕西、江苏等地，其铸期由于文献失载，出土情况不详，尚难确定。在考古发掘资料中还有少量的铅质开元钱。 当十开元钱铸于唐代中期。 史载德宗建中初，判度支赵赞采连州（今广东连县）白铜铸当十 大钱，以权轻重。12此钱直径4厘米，重16.5-18克，轮廓文字系取初唐开元而放大，“元”字第二笔唯见左挑。铸量甚少，后世罕见。近年西安发现一枚开元大钱，直径3厘 米，重10克，制作精美，轮郭深峻，字文明坦。13 无疑，这是一枚极为难得的珍品，它的发现，为钱币学者深人研究开元大钱提供了实物佐证。

至于少量传世开元大钱，旧说多系于赵赞。但这种钱重达20克左右，且质地多为青铜，显然与唐代币制相悖。当今多数学者认为，此钱并未正式铸行，仅属开炉性质。

关于开元钱月纹来源，古今学者持有不同见解。以前学者几乎一致认为，钱背上的月纹系皇后在观赏初进蜡样时无意间留下的甲痕。至于甲痕属于哪位皇后,却各持一说，或曰太穆皇后窦氏，或曰文德皇后长孙氏，或曰杨贵妃。很显然，这些说法均缺乏真凭实据，不足为信。其实，钱上的月纹早在东汉灵帝时即已出现。现代多数学者认为，开元钱月纹系各个铸币炉的标记，它与其他钱的记号如星纹、云纹、鸟纹等一样均为铸匠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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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二百九十年中，除铸行“开元通宝” 外还先后铸行了五种新钱，即“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会昌“开元通宝。 “乾封泉宝”钱始铸于高宗乾封元年（666年)。这是唐代第一个年号钱。高宗所以铸行新钱，目的在于整顿币制，禁止恶钱流通。《唐会要》载：“乾封元年五月二十三日，盗铸转多，遂改铸新钱，文曰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钱文“乾封泉宝”，旋读，楷书（图8.9)，以一当十，与开元钱并行。对这种虚价大钱，人民自然不愿使用，因此一年后便停铸。存世少见。此钱制作规整，字文明坦，直径2.6厘米，重3.4-3.6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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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重宝”钱始铸于肃宗 乾元元年（758年）。史载安史之乱使军费激增，财用不足，政府为摆脱财政困境，决定改铸乾元重宝钱，与开元钱并行。14  钱文 “乾元重宝”，对读，隶书，开创宝文称“重宝”先例。形制有二，其一，乾元元年铸行的乾元钱，直径 2.8厘米，重约7克，以一当十，后减重，大小轻重不等，版别复杂；其二，乾元二年铸行的重轮乾元钱15 ，直径3.5厘米，重约20克，以一当五十，后减重，大小悬殊。小平背重轮者，制作粗劣，存世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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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无论乾元钱还是重轮乾元钱都是不足值的虚价大钱。由于这种虚价大钱折值极不稳定，所以当时民间称之为“虚钱”，而将开元钱称之为“实钱”。“虚钱”的大量流通，致使物价扶摇直上，社会不稳定。有鉴于此，政府决定实行新的货币政策，于上元元年（760年）改重轮钱以一当三十，随后又改重轮钱以一当三，乾元钱以一当二。代宗即位后，政府宣布各种乾元钱不论大小皆等价流通，皆当一文使用。结果，始铸的乾元钱、重轮钱多被销铸为器或被贮藏，几乎退出流通领域。流通中的铜钱日益减少，而社会对铜钱的需求量日益增多，尤其实行“两税法”后，通货供需矛盾更加突出。通货紧缩现象越来越严重，以至出现“钱荒”。政府为缓和因“钱荒”而造成的矛盾，被迫实行“限钱法”，规定每户藏钱数目。


乾元钱和重轮乾元钱多为光背，少数背有星月纹、云纹、瑞雀纹等。“乾元重宝”背“十”字者，当是标明币值的当十大钱。此钱铸量极少，传世绝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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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元宝”钱铸于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系取“开元通宝”改刻而成。钱文“大历元宝”，旋读，隶书，“大历”二字不甚工整，书写草率。宝文称“元宝”始于此钱。形体较小，直径一般2.3厘米，重约3克，粗劣者居多，精美者极少。钱文偶有简化为“大”、“元” 一字者。

“建中通宝”钱铸于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此钱形体比“大历元宝”更加轻薄粗糙，直径1.9-2.1厘米, 重1.8-2克。钱文“建中通宝”，旋读，隶书，字迹大多草率，模糊不清，也有简化为 “中”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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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新旧《唐书》均无记载。因其铸工不精，有人认为出于私铸。考古资料证实，大历、建中钱铸行新疆库车地区，属于地方性质钱币，并非私铸。1992年新疆库车附近出土一批古钱3000余枚，其中主要是大历、建中钱。  这两种钱币在新疆以外的地区绝少发现，近几十年来，仅见安徽青阳，河北定州、鹿泉，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地有零星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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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开元通宝”钱铸于武宗会昌五年，系唐代最后一种新钱。此钱形制与文字皆同普通开元钱，唯相异之处是其背面纪一字。《新唐书•食货志》载：“……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李绅首先将所祷新钱背面加一 “昌”字，以表示会昌年号。随后，中央政府明令各地所铸新钱一律标记本州名称。今所知，会昌开元钱背文有昌（会昌年号)、京（京兆府)、洛（洛阳）、益 (西川）、蓝（蓝田）、襄（襄州）、荆（江陵)、越 (越州）、宜（宜州）、洪（江西)、潭（湖南)、兖 (兖州）、润（浙西)、鄂（鄂州）、平（平州）、兴 (兴元府)、梁（梁州)、福（福州)、广（广州）、 梓（东川）、丹（丹州）、桂（桂阳）、永（永州） 等二十三种。其中最少者为“永”，其次为“福”、“丹”、“平”、“桂”。背“蓝”增添三朵云者，称“蓝三云”，增添“太平大王”四字者，称“蓝大王”，极其罕见，背 “京”反书者亦少见。二十三种背文中除“昌”表示会昌年号外，余皆地名简称。若将各种会昌钱收集成套，即组成所谓套子钱。
史载会昌开元钱始铸于会昌五年七月，至次年三月即因武宗病故而停铸。此钱因是取全国各州县废佛寺的铜像、铜钟等作币材铸造的，所以铸期虽短，而数量却很大。正因为由全国各地所铸，故而大小轻重不等，版别极多，直径一般2.3-2.4厘米，重3.4-3.4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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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李忱即位后，尽黜会昌之政，对铸有背文的会昌开元钱，集中销熔复铸佛像。尽管如此，保存下来的会昌开元钱还是相当多的。考古资料证实了这一史实。北京南郊辽代赵德钧墓、河南临汝县金代钱币窖藏所出会昌开元钱，数量之大、种类之多都是可观的。
据旧谱载，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桂阳监曾铸新钱，钱文“咸通玄宝”，对读，隶书，直径2.2厘米，制作不精，文字欠佳。开祷不久即令停废不行，实属偶铸，存世极稀，历来被泉家视为唐钱第一珍。此钱正史无明确记载。1990年甘肃宁县出土1枚。20 此钱直径2.4厘米，重4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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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其他铜钱

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又叛。在其据东都（今河南洛阳）期间，曾铸得壹、顺天两种大钱。《新唐书•食货志》载：“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壹’非长寿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得壹”系钱名，“顺天”为年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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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壹元宝”钱形体厚重，大小近于重轮乾元钱，一般直径3.6厘米，重18克（大型者，直径3.9厘米，重21.5克，极罕），以一当开元钱百枚。制作精美，外郭宽阔，钱文“得壹元宝”，旋读，隶书，背多月纹。背四月纹及云纹者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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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元宝”钱形制大小同得壹钱，亦以一当开元钱百枚。钱文“顺天元宝”，旋读，隶书，背多月纹或星月纹，光背者甚少。


以上两种大钱，铸期短，铸量少，加之战乱之后多被销熔，因此传世不多，其中得壹钱尤为鲜见，故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之说。由于洛阳为得壹、顺天钱的铸地，所以洛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唐墓和窖藏出土这两种钱的数量较大，版别也比较丰富。1987年，荥阳县广武乡出土一灰色陶罐，内装钱币196枚，其中得壹钱64枚，顺天钱132枚。21  1992年，洛阳邙山南麓发现一座唐墓，墓内人骨架附近出土一批钱币，其中 “得壹元宝” 3枚、“顺天元宝” 7枚。《1996年，河南长葛出土数百枚“得壹元宝”、“顺天元宝”。所出两种钱币，顺天钱数量较多，版别丰富，其中1枚背四月文钱，前所未闻，属首次发现，十分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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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髙昌吉利”钱为地处西域的麴氏髙昌国所铸。史载高昌国建立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 至唐贞观十四年（640年）为唐所灭，前后共140年，高昌吉利钱多为铜质，钱体较厚，制作较精，直径2.6厘米，重约10克。钱文“高昌吉利”，旋读，隶书，字文明坦。从“吉利”二字分析，“高昌吉利” 可能是一种标有国名及吉语的纪念性铸币。此钱传世极罕，近年来唯在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及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各发现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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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绢帛与金银铸币

唐代沿袭南北朝以来的传统，绢帛作为法定货币与铜钱并行。由于流通中的铜钱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民间普遍使用绢帛，其数量比铜钱还要多些。从总体看，终唐之世，绢帛不仅作为价值尺度，同时也作为流通手段，业已成为十足的货币。对此，古代文献记载颇详，唐初举凡官俸、赏赐、税捐、贿赂等几乎都以绢帛支付。物价的表示，劳动的报酬，也均使用绢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高宗即位后才有所改变，开始实行钱帛兼用政策。

流通中的绢帛，按政府规定，皆以匹计，一匹长四丈，宽一尺八寸。关于绢帛的购买力，各个时期并不等同，一匹绢，贞观初值一斗米，及至开元间则值十余石米。至于绢帛与铜钱的比价，各个时期也大不相同，一匹绢，开元年间值二百文，开成年间值六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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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支付与储藏手段，贵金属金银在唐代发挥了重要的货币职能，赋税、进奉、军政开支均可以金银支付。当时金银铸币形式最流行的是铤及饼，其计量单位为“两”，大铤五十两，有的在其正面或正背两面刻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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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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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唐代金银铸币实物如金铤、金饼、银铤、银饼时有出土 。1979年山西平鲁县出土金铤82块、 金饼4块。《金铤多呈长方状，重66-1091克不等，大多无铭文，有铭文者仅5块。铭文系用刀刻，其中一铤正面刻有“乾元元年岁僧钱两金贰拾两”。唐代银铤的形制有三种，第一种为平首或弧首直身形，第二种为平首束腰形，第三种为船形。从出土数量看，以直身形为主，束腰形尚属少数。船形银铤 形制特殊，出土极少。1956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银铤4块，其中两块正背两面均刻字，两块唯正面刻字。26 铤呈筑状，其上的文字内容包括年月、重量、人名等，如一铤正面刻字一行：“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臣杨国忠进”，背面刻字三行，其中一行：“天宝十载正月日税山银一铤五十两正”。从刻铭不难看出，这些银铤系唐代权臣杨国忠及中上层官吏进奉贡献之物。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银挺8块、银饼22块。
唐代铸造的金银开元通宝钱 不是法定货币，而是一种玩赏品，主要作为宫廷赏赐及贵族、官僚间的馈赠之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质“开元通宝” 30枚、银质 “开元通宝” 421枚。28这批金银开元钱，其形制大小近于铜开元钱，版别甚多，背或平素，或铸月纹。

唐代金银价格不见于文献，金与银交换的比价亦无史料佐证，据推测，黄金一两值六七千文，值白银五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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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视的是，中唐时期所出现的经营汇兑的信用机构和类似汇票性质的“飞钱”。《新唐书• 食货志》载:“……时商贾至京师, 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号飞钱。”飞钱产生的原因归而总之有二，其一，商业发达，交换频繁，而铜钱缺少，且各地官府不准携钱出境；其二，商人携带大量铜钱既不便，亦不安全。从史书记载分析，当时经营汇兑业务者除商人外，还有地方官府的驻京办事处。这些办事处或富商的商号在接受商人现钱时发给票券的半联，而将另半联寄往外地的有关官署或商号。商人返回本道后即可合券取钱。在中国历史上，飞钱是最早的汇兑事业，是最早的汇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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