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的翻译文章作者：尹承东

龍行天下

    人所共知，所谓翻译，世界各国多是把外国的语言翻成母语，而少有把母语翻成外语，中国亦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难见有把中文翻译成外文的；即使到了解放后的上世纪50年代，中译外也很少见，只能说是出现了萌芽。所谓的这个萌芽，就是起源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根据翻译界老前辈们的回忆，50年代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有两件事：第一，以钱钟书和王佐良为代表的一批老翻译家和英国学者合作翻译了《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由英国的劳伦斯出版社出版，后来成为上世纪60年代我国翻译《毛选》英文版的参照本；第二，1958年由叶君健先生主持的对外英文刊物《中国文学》首次刊登了毛泽东诗词18首，同年6月，在北京外文出版社英文组负责人于宝榘先生的大力协调和努力下，这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毛泽东诗词19首的英文单行本（增加了当年发表在《诗刊》上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后来，经叶君健先生努力，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袁水拍同志参加进来，幷邀乔冠华和钱钟书加盟正式成立了由他主持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使这项工作锦上添花，继续往前推进，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停止。

    如果说上述50年代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是序曲的话，1960年毛泽东著作翻译的大幕便正式拉开了。这一年，中国在政治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问世。中央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定将其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是年5月，便从各单位调集了一批翻译人员组成临时翻译班子进驻万寿路十八所，后迁入中央组织部万寿路招待所工作。起初只有英文和俄文两个翻译组，每组20余人，配以外国专家；次年1月又成立了法文和西班牙文两个翻译组，人数类似。日文则是由外文局组织翻译。这个翻译班子中央指定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伍修权部长亲自挂帅。英文组组长是备受无产阶级革命家器重的徐永瑛先生和留英剑桥大学研究生程镇球先生，参加翻译的都是当时有名的英文精英，其中有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钜成、王佐良、金岳林等。俄文组组长是原华东革大上海俄文学校校长、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后来成为中国翻译协会首任会长和我国《大百科全书》创始人的姜椿芳先生。法文组由当时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后来兼任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主任的曹若茗负责。西班牙文组由中联部资深翻译家陈庆海和外文局《北京周报》的乔惠珍同志主持。中央还专门派了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为这个翻译班子做中文答疑工作。阵容好生了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翻译工作到1964年完成。

    还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译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国一些翻译界高瞻远瞩的人士，包括像伍修权和姜椿芳这样既是翻译家又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重要人物，都认为中央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中译外的常设机构服务于对外宣传。于是经过一番酝酿筹措，1961年由中央联络部和中央宣传部联名向中央提出请示报告，同年12月5日由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作出批示，我国第一个从事中译外工作的常设机构诞生了。鉴于这个机构接下来要承担的任务是翻译《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所以就将它定名为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归属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为的是让经典著作的外译中和中译外珠联璧合，有机地结合为一体。随着工作任务的变化和国家形势的发展，这个翻译室1982年更名为中央文献翻译室，1995年机构改革时又改名为现在的中央文献翻译部。因为它的任务已从单纯地翻译《毛选》演变为翻译所有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和中央重要文献（主要是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议的文献）。

    毛泽东著作翻译最高潮的时期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用热火朝天来形容当时的情形可说毫不过分。当时的口号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世界”，所以翻译《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便成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头等大事。中央一声令下，浩浩荡荡的翻译大军便开进了友谊宾馆的南配楼。除了英、法、俄、西、日五大语种外，还有德、意、葡、阿拉伯、印地、波斯、乌尔都、朝、越、印尼、荷兰，甚至非洲的斯瓦希里、豪萨，北欧的冰岛、丹麦等小国语言都不甘落后，总共不下30多种。各翻译组的定稿员自然都是专家级的，如法文组的齐宗华、庞浩、胡祥雄；西文组的汤伯生、陈用仪、刘习良；俄文组的杨蕴华、刘华兰、张报……就连一般的翻译也都个个是些精兵强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央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毛选》翻译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罗俊、中联部部长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还有一位已经记不起来了。其实这个领导小组很快就被“造反派”冲垮，没起太大的作用，后来是翻译班子分外文局、中联部、编译局三摊自行运转。靠了大家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倒也运转得很好；到1969年，先后完成了《毛选》一、二、三卷的翻译任务。这期间，除了《毛选》翻译任务外，还翻译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以及当时红极一时的《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现代京剧和舞剧样板戏。这一段的中译外翻译史应该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从1970年到1975年，可说是翻译界的失业时期。除了个别的外事活动和偶尔陪个旅游团外，翻译人员几乎无事可做，大批的外语人才都去了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直到1975年10月，大家昼思夜盼的那项中译外翻译任务才终于到来：中央决定在保密情况下开始翻译尚未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项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第一次在中南海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开会的是胡乔木同志，直接联系这个小组的是熊复同志，行政事务和财务上的事直接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负责。翻译班子由一个五人小组主持，成员为：外交部的柯柏年大使任组长，副组长为中央办公厅的贾步斌、计委的浦寿昌、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冯锡良、中央编译局的尹承东，后来中联部又主动派林丽韫同志作为领导小组成员来支援这项工作。

    当然，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全体干部都参加了《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以它为基础，又从外交部、新华社、中联部、外文局、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全国总工会、对外友协等单位调集了大批高级翻译人才，甚至从外地调来著名教授和翻译专家（如南京大学的法文教授何如），组成十分壮观的英、法、俄、西、日五个翻译组（当时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还没有日文组，这个组的翻译干部主要来自外文局和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实可谓翻译精英荟萃。每组都配备2—3名外国专家，有的专家，像外文局的日文专家川越敏效和中央编译局的法文专家毛赛尔还都是急电从日本和瑞士催来的。不消说这些翻译组的组长都是翻译界的名人：英文组是新华社的钱行；法文组是中联部的王麟进；俄文组是中央编译局的赵仲元；西班牙文组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刘习良；日文组是外文局的康大川。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于10月25日全体工作人员正式进驻中直招待所（即现在的金台饭店）在保密情况下开始工作。除近120人的翻译班子外，还有一个以刘大年和王子野为首的著名学者组成的20余人的注释组，他们除负责为《毛选》第五卷正文加注外，还负责翻译组在中文理解上的答疑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翻译工作期间我国政治上发生了两个大事件：“天安门”事件和打倒“四人帮”，工作受到了些干扰，所以一直拖到1977年底才完成。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增设了日文组。与我国中译外事业密切相关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样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成立的。

    勾画过《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五卷翻译的全过程后，作为一、二、三、五卷《毛选》翻译的亲历者，现在我要发一点感慨了。自然，感慨颇多，但我只想谈谈感触最深的东西。正如毛主席所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那么，毛选翻译工作者的精神是什么呢？我以为最根本的有两点：对事业的奉献精神和工作中的精益求精的精神。而正是这两种精神，打造出了我国中译外翻译史上的经典极品，也培养了一批真正的中译外专家，一批翻译界的楷模。

    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当时如果能参加《毛选》翻译工作，自己会认为是莫大的荣誉，而别人则会投以羡慕的目光，所以这些同志都是带着一种深深的自豪感在兢兢业业地、一丝不苟地投入工作，无一懈怠者，而且环境气氛也不容许有任何懈怠者。住在饭店或招待所，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大家很少回家，而且每天7点左右会自动地起床加班，并且几乎每晚都工作到11点之后。夜餐多数情况下也只是一碗面条，如果偶尔面条里加了两个鸡蛋，大家就会对厨房赞扬一番。感人的事例那就太多了，就说说翻译《毛选》第五卷时大家都熟悉的两个人的事情吧：北京大学著名的英语教授李赋宁先生是工作开始后又自己主动申请来参加工作的。当时他已年过六旬，又需每天回家，而且是骑自行车从北京大学的畅春园到位于平安里的中直招待所上下班，但从未迟到早退过，被同志们传为佳话。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刘习良同志患有严重的胃病，经常是一边捂着肚子、一边脸色苍白、一头冷汗地主持西班牙文组的定稿讨论，从来没有因自己的不适耽搁过工作。在这个工作班子里，当时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听到的只是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了保障译文的高质量，工作程序竟是精细到如下的程度：初译、改稿、核稿、小组讨论初定稿、外国专家通读改稿进行文字润色、中国定稿员和外国专家讨论解决问题、译文规格统一、集体讨论定稿、定稿员通读、中外专家一起讨论解决疑难问题、最后定稿、打字、校对，总共有10几道工序。在这一过程中，为了精益求精，让译文达到最高的水平，有时为一个冠词的使用会争论几个小时，为一个专有名词的译法（如毛泽东思想）可争论几天。而且，即使这种在质量上可称得上已万无一失的译文，送到外文局外文图书出版社付排时，他们还要再审校一遍并交外国专家审读。所以，参加这项翻译工作的同志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他们既付出了艰辛，也大大提高自己的翻译造诣；即可谓“天道酬勤”，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虽苦犹乐矣。就我本人而言，退休后有些大学请我去做翻译讲座，我也总是把介绍《毛选》翻译的情况作为重要的讲稿内容之一。而且还着重强调两点：一、如果谁发现《毛选》有翻译错误就应该得奖金（这话我讲了许多年、无数次了，至今无一位提出领奖金者）；二、有志于将来做翻译家的同学，尤其是有志于从事中译外事业的同学，最好在离开校门之前就认认真真地、字斟句酌读一本外文版《毛选》，而且要读三遍：先读一遍外文；再中外文对照读一遍；最后详细做着笔记读一遍。如果一位同学真地这样作，肯定会终生受益。从反馈的意见看，倒是无人对这一观点持异议。

    《毛选》翻译任务完成之后，本来还有一个翻译《毛泽东文稿》的计划，也许是由于这个任务过于庞大，所以最终计划没有实现，而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直至21世纪初，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部同样是在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连续翻译了英、法、俄、西、日五种文版的《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陈云文选》、《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稿》（只有俄文），而近两年来又着手翻译《江泽民文选》，（截止2009年6月，已完成第一卷）。出版自然依旧是外文局的任务。这里我要实话实说了。1980年以后的领导人著作的翻译班子，尽管仍代表着我国中译外的最高水平，但已不太好完全与《毛选》翻译时代相比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实行了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交流都开展起来，各条战线都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又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所以外语干部都在忙，忙公家的，也忙自己的，翻译这一行一下由昔日的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调集人才哪怕是为了很重要的政治任务都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在这方面我也说两件永远难忘的事：一是有一次为翻译《邓小平文选》想借调一个大部的日语干部，此人回答领导说：“这样的工作陪不起！”；另一件事是为翻译十六大文件时想借调一个大局的阿拉伯文干部来任组长，是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可那个业务部门说什么也不放。我只好去找他们局长，而这位非常善解人意而又十分友好的局长这样对我说：“十六大文件翻译是政治任务，我们应该支援，我去跟部门讲，如果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克服困难一定派她去，如果是她个人的问题那就没办法了。”当然，我讲的只是现实，很难讲这是绝对的好事还是坏事。我只是想说，往昔那种中译外翻译班子的辉煌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即使按照意愿把一个中译外班子配齐，也不敢说“发现了他们译品有问题就可以领奖金”这类的话了。关于我国中译外队伍的培养问题，我在文章的最后会谈一点看法。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与经典著作翻译并行的另一大项中译外工作就是党代会、人代会、还有稍后一点的政协会议的文件翻译任务。党代会的文件译成外文还在1956年党的八大时期就开始了；1969年的九大和1973年的十大的文件也由外交部和新华社牵头从各单位调集翻译干部集中到人民大会堂译出；党的11大召开时正值翻译《毛选》第五卷，所以它的文件是由这个班子完成的。此后，从1978年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始，以后的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议的文件就都转由中央编译局文献部负责组织了。1985年以前，会议的翻译工作都是在饭店或招待所完成的。自1985年始，为了节省开支，又同样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这项工作便由中央编译局承包了。当然,这项任务始终是以中央编译局的文献部为主力、在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的集体创作。这项工作在我国的中译外事业中同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每年3月，当举世瞩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数千名代表或委员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全神贯注地聆听国家领导人作报告，亿万人民通过电视收看实况转播的时候，这些报告也同样驾着电波、通过荧屏、广播用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日文、德文等语言向全世界五大洲传出。来华采访的各国新闻记者和与会的驻华使团的嘉宾们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走进会场的同时就拿到了报告的外文稿。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外文稿，世界各国人民与我国人民同时了解了我国人代会或政协会议的开幕盛况。党代会开幕情况同样如此，只不过前者是每年一次，后者是每五年一次罢了。

    翻译这些文件不消说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参加翻译的同志也同样是高水平的。翻译工作的程序由于时限的要求虽不及《毛选》翻译时那么繁杂，但大致也还是类似的，所以这些文件的译稿同样代表着我国中译外的高水平。又兼他的现实实用价值，因此在我国译界受到广泛的欢迎，中央编译局除将这些译稿供大会代表们用外，还供新华社、广电总局、外交部、中联部、外文局等兄弟单位使用；近些年其他部委主动上门来求者也不在少数，甚至有的大学还把这些译稿做讲稿使用。总之，这些译稿在中央编译局的发行量逐年递增，有时达到难以招架的程度。

    自然，我上面所谈的领导人著作和文献翻译只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中译外事业的的一个方面，也可说是我国中译外业务的一个重要流派。我想外文局图书出版社的工作应该归于这个范畴。这个流派在社会上以它高度的政治性和译文无可辩驳的高品位（两方面都绝对不能出差错）有着深远的影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2000年到2004年，中央编译局和中国译协(当时的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分别在北京、西安、上海和南京联合举办了四次中译外研讨会，得到了翻译界的热烈响应。那是对我国中译外事业的一种大总结，对我国中译外队伍的大检验，也是对我国中译外事业的大展望。可惜这种研讨会由于种种法原因没有继续下来，给热爱中译外的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当然，从整个中译外事业来讲，我认为中央编译局和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依然高举着这面大旗。它们仍代表着中译外的最高水平。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的看看我们目前某些中译外出版物的质量，并且和中译外“黄金时代”的出版物做一比较，进而再看看我们整个翻译界的中译外队伍，就不能不为我们目前的整个中译外事业的状况产生一份担忧；就不能不想到我国译界一些权威人士经常提到的“我国是一个翻译大国，但不是翻译强国”这句发人深省话。我个人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外语院校毕业的一批中译外骨干（或可称专家）陆续退出历史舞台后，现在中译外人才的缺乏已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对外交流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中译外业务的需求迅猛增加，这就更需要我们尽快造就一批合格的中译外人才。而且造就这种人才应该尽早从大学里就抓起（现在已有一些大学意识到教学脱离实践的缺陷，开始和翻译企业签订协议，把翻译企业作为他们的实习基地），让他们一进入社会就尽快适应工作，不要再像往昔那样，要经过五年十年才培养出来。因为我们目前太需要中译外人才了。且不说像新华社、外交部、广电总局这些大量需要高水平中译外人才的国家大机关，且不说国务院新闻办和新闻出版总署主持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且不说陕西译协雄心勃勃的要把当地著名作家作品译成外文的庞大计划，就说近些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形成的翻译行业吧。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翻译公司为社会提供服务，翻译量十分的可观。而在这十分可观的翻译量中，据我本人粗略地对某些公司的调查，中译外业务要占到50%—60%，像汽车、石油、铁路、建筑、煤炭这类的出口项目，动辄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字的翻译量。我们有许多翻译公司为这类业务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然而也有不少翻译公司往往最缺乏的却又是中译外人才，所以就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译品粗制滥造，完全不合格，甚至令人触目惊心。

    所以，我认为我们整个翻译界应该关心中译外事业和中译外人才的建设，下大力气抓这项工作。作为全国译界的最高群众学术团体，近些年来中国译协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例如对外传媒翻译委员会组织的多次中英、中法、中日翻译研讨会，并且还把宝贵的研讨成果刊登在《中国翻译》上让大家共享，这实际上跟我上面谈到的全国中译外研讨会是一个性质，或者说恰恰弥补了那种研讨会失传的遗憾。所以希望这种研讨会以后办得规模更大些，范围更广些，以使更多的翻译工作者受益。当然，更关键的是希望有关政府部门更多地关心中译外队伍的建设，不要光知使用不知培养。这个话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说过多次，在此就不赘述了。

    [作者简介]尹承东，中央编译局前副局长，中国译协副会长

仁者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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