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复存在的“特76,特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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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电部1965年12月23日定稿的《1966年邮票选题计划》。纳入选题的共有23套，不分纪特而列为三个部分：一“在节日发行的邮票”，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不在节日发行）”，三“其他”。尽管面对“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气候，这些选题在政治挂帅和革命化上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但仍挡不住“文革”初期猛烈的冲击，选题中得以兑现的仅仅三套，即《服务行业中的妇女》（计划中原名《人民的勤务员》）、《少年儿童体育运动》（计划中原名《儿童操》及拖后至1967年发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计划中的《半工半读育新人》特种邮票原定在1966年5月4日发行，邮票编号定为“特76”，尽管时间定在“文革”正式发动的5月16日之前，但却没有发行成功。
　　早在1958年1月毛泽东于《工作方法（草案）》就首次提出了“半工半读”的设想，邮电部据此提出了《半工（农）半读育新人》（起初票名为《革命的接班人》）邮票选题，并纳入了1966年的发行计划。
　　这套邮票六枚一套，由刘硕仁和李大玮负责设计。第一图为“半工半读育新人”，第二图为“阶级教育”，第三图为“课堂教育”，第四图为“车间教育”，第五图为“田间教育”，第六图为“科学实验”。设计图稿经农业部、高教部和教育部三家协助审查，结果一致同意。1966年4月16日邮电部党委以（66）邮电党字34号文件报请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审批，同时抄报中共中央宣传部。4月23日中央工交政治部批准发行。于是邮电部于5月27日向北京邮票厂订印此套邮票，六图每图各印600万枚，共计3600万枚。每枚面值都是8分。邮票面积52×36毫米，影写版。7月29日北京邮票厂向邮票发行局送出邮票印样100枚。此后不久，特76《半工半读育新人》突然被通知取消发行。由于样票被彻底销毁，最后一套老特种邮票———“特76”如石沉大海，无影无踪长达30余载。
　　“特76”被取消发行，个中原因扑朔迷离。首先，邮票审批报告4月23日就已得到批准，邮票要赶在原定的5月4日发行，足足有10天的时间可以忙乎，但却拖至了5月27日才发出印刷订单。这说明“文革”爆发前夕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正常的工作节奏和秩序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工作的计划意识正在被淡化。原定在3月8日发行的《特75服务行业中的妇女》（既存世的最后一套“特”字头编号的特种邮票）被推迟到5月10日发行，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再则，1966年6月27日至7月9日在北京举行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邮电部为此紧急发行了一套两枚的纪念邮票，且赶在会议开幕的当日发行，因而也影响了“特76”的印制进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进入8月，刘少奇同志的政治地位每况愈下，“半工半读”这一教育制度上的阴影也随之越来越浓。第四，教育的方针和提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失宠的半工半读学校大多数停办消亡，不合时宜的“特76”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政治和宣传价值，终于难逃被“取消发行”的厄运。
　　“特76”被取消发行使“老特种”邮票比“老纪念”邮票提前半年多划上了句号，此后“红海洋”便开始在邮票上汹涌了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造船业从小到大，从修到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７日由大连造船厂制造的１３４００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轮在１９６３年首航日本时意外触礁沉没，但邮电部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５日为“跃进号”发行了一枚一套的特种邮票，永远留下了该轮破浪远航的英姿。

关注造船 《中国船舶》初具雏形

    邮票选题对国家造船业的关注继续着：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３日邮票发行局制订出的《１９６６年邮票选题计划》，在第二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选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发行一套《中国船舶》的特种邮票。计划称：这套邮票的“内容经一机部、交通部、水产部研究选定的，反映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反映我国航运、水产事业的发展。共有九条船，目前正在绘制正式图案。”足见在新年度计划之前，这套邮票已经提前动手了。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０日完成设计时共有１２艘１２枚。邮电部将画稿送交有关部委提意见，在当时“政治挂帅”的大环境中，各部委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被否决的是“红旗”轮，由于当时中苏两党的论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因而交通部认为“红旗号”选用了苏联的主机、设备和材料，邮票应采用国产主机、设备和材料的“东风”轮形象。但由于“跃进”轮沉没的阴云犹在，“东风”轮虽然已经交付航运，但新闻传媒尚未报道，因而国家科委的意见是“东风”轮不宜上邮票。交通部则否决了长江上游的拖轮——“长江１００５号”的邮票选择。国家海洋局把“东方红”轮定名为“海洋科学考察船”。水产部的意见最为“革命”：要把该部的水产调查研究船“东海”号改名为“东方红”号，这样就导致了两船共一名的新情况。邮电部方面综合各方意见，最后决定《中国船舶》１０枚一套，展示的１０艘不同类型不同用途不同船名的船舶，具体如下：
    （１）远洋货轮“团结号”
    （２）沿海货轮“和平６２号”
    （３）沿海油轮“建设９号”
    （４）沿海客货轮“民主１９号”
    （５）沿海港作业轮“港兴号”
    （６）长江客货轮“江平号”
    （７）海洋科学考察船“东方红号”
    （８）捕鲸船“元龙号”
    （９）单拖渔轮
    （１０）双拖渔轮

遭遇文革 《中国船舶》夭折

    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批准发行《中国船舶》特种邮票。随即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着手编写志号，定为“特７７”，排在已经印出印样的六枚一套的《特７６·半工（农）半读育新人》后面。
    就在这节骨眼上，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面对着这场来势汹汹的政治运动，邮票发行局副局长宋兴民考虑到这套邮票的发行可能会对邮电部不利，所以决定暂缓发行。《中国船舶》由此搁浅，并最终与《半工半读育新人》一同胎死腹中。事实上文革一发生，就敲响了特种邮票的丧钟。１９６０年开始的“纪严特宽”此时变成了“纪严特完”。

另起炉灶 《轮船》诞生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敬爱的周总理主持了党政工作，竭力克服或减少“文革”的严重干扰。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４年的编号票中，先后有５套反映工农业和对外贸易的邮票被安排设计和发行，其中的第一套是《轮船》。这是“文革”中继《南京长江大桥》之后的第二套反映经济建设的邮票。１９６６年的《中国船舶》很难重新上马，一方面是文革的宣传口径容不得“文革”前的成就：当时的宣传喉舌喋喋不休地批判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夭折的《中国船舶》恰恰说明了阴谋家们横加给刘少奇同志等“走资派”的罪名是莫须有的。另一方面我国的造船工业又有新的发展，特别在大型船舶的建造上，因此这套邮票必须另起炉灶。于是重新设计《轮船》邮票的工作交给了邮票发行局设计室两位炉火纯青的设计人员——杨白子和从“五七”干校调回不久的吴建坤。
    这套《轮船》邮票最初设计了五个图案：（１）造船工人志气高、（２）“安源”号煤轮、（３）“风雷”号远洋货轮、（４）“大庆３０”油轮、（５）“长征”号远洋货轮。当设计人员带着设计好的邮票图稿向第六机械工业部征求意见时，该部要求增加“险峰”号挖泥船。交通部的领导研究后作出了比较大胆的决定：去掉原来首选的一、二枚，增加“险峰”号，全套邮票改为四枚一套：第一图是上海造船厂１９７０年建造的１２６００吨的远洋货轮“风雷”号，画面以日出东方，朝霞满天为底衬。第二图为大连红旗造船厂１９７１年建造的１５０００吨的“大庆３０”油轮，破浪前进在蔚蓝色的海洋上。第三图是上海沪东造船厂建造的我国第一艘大型的远洋客货轮“长征”号，７５００吨，以载客为主，全船上下七层，有８５８个客位，另有３个货舱，可载货２０００吨。画面以蓝天绿水来衬托乳白色的船体。第四图为上海江南造船厂１９７１年建造的１０４００吨的大型自航耙吸式挖泥船“险峰”号。吴建坤以带泥的海水环绕船体来体现该船挖泥作业，但这套邮票以光明灿烂的背衬为主调，因而白浪金波似乎掩盖了泛起的泥水。在笔者的印象中，两枚邮票未用稿也物尽其用，各有去处：《造船工人志气高》印成了彩色宣传画，《“安源”号煤轮》印在美术信封的背面。
    整套邮票的设计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世界各国的船舶邮票比比皆是，中国《轮船》能借景发挥，凭着自己的风格在“邮海”中乘风破浪，的确难能可贵。现在看来，仍不失为船邮票中的佼佼者。

顶住压力 “Ｊ８”不要“样板轮”

    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的四届人大再次确定周恩来和邓小平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邓小平进一步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使１９７５年的国民经济成为文革十年中最好的一年，邮电部于１９７５年底着手设计“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套邮票——１６枚一套的《Ｊ８·全面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邮票画面基本上是纯经济建设的内容，某种意义上是对“整顿”成果全景式的展示。值得一提的是这套邮票中的“造船”一枚选用的是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下水的由上海沪东造船厂建造的“郑州”轮（严格地说它并非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成果），而没有采用在当时被“四人帮”闹得沸沸扬扬的“风庆”轮。
    关于“风庆”轮的情况大致如下：１９７４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上海江南造船厂的一些工人和“风庆”轮的海员曾贴出大字报：“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行。”后来该轮出国远航，把万吨大米运到了罗马尼亚，并胜利返回上海。江青一伙发现这件事有机可乘，就捏造事实，大做文章，说什么“国产万吨轮所以没有及早远航，就是因为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种种阻力。风庆轮的胜利是斗出来的！”姚文元把持的《红旗》杂志还为风庆轮发表了《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里》，在编者按中称：“风庆轮的胜利是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此外，王洪文、张春桥都亲自出马，在“风庆轮”事件中大谈“路线斗争”。“风庆轮”一时间大红大紫，成了家喻户晓的“样板轮”。
    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率先发难，逼迫邓小平对所谓的“风庆轮事件”表态，遭到了邓小平的坚决抵制。“Ｊ８”在“造船业”一枚对“风庆轮”的回避，至少表明当时的邮票设计并没有对报刊的宣传亦步亦趋。

卷入政治宣传风 艰难冲过险滩

    在“四人帮”利用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大肆宣扬“文革新生事物”的背景下，作为宣传工具之一的邮票最终难逃被利用的命运。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６日邮电部在“Ｊ８”邮票发行后的２６天提交了“关于拟发行《幼儿体育》特种邮票的请示报告”，其中表示“有几套反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题材的邮票亟待发行，如‘五七干校’、‘工农兵上大学’”等。”由此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０日发行的“Ｊ８·第四个五计划”与１９７６年５月７日发行的“Ｊ９·五七干校”之间似乎有了一道界限，从后者开始，纪特邮票更直接或间接地快速服务于“宣传新生事物，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短短的半年间卷入的邮票除了“五七”干校，还有“到大江大海去锻炼”、“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工农兵上大学”、“在广阔的天地里”等，数量之多，时间之快，也是中国邮票史上所罕见的，其政治宣传的内容与１９７６年初发行的“Ｊ８”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从１９６６年《中国船舶》被批准发行，到１９７６年“Ｊ８”上的“郑州”轮邮票的印发，整整１０年间我们的造船业和我们的邮票都随着我们饱经磨难的共和国历经种种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直到冲过１９７６年的急流及而后“两个凡是”的险滩，终于迎来了“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豁然开阔的胜利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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