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晚期起玉器不只是装饰品

新手上路

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为浙江省良渚博物院院长、研究员、中华玉文化中心专家委员，长期从事浙江北部地区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与良渚文化结缘尤深。　　如果说，距今8千年至6千年前是中国早期玉器萌生与起源的阶段，玉器的器类仅限于头部与颈部的小件装饰品，工艺简单粗陋，出土玉器的地点寥若晨星，那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星星之火骤然变成燎原之势，玉器的制作和使用突飞猛进，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
　　这一时期，玉器的取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虽然依旧是就近取材，但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闪石玉(“真玉”)，普遍成为各个玉器文化圈中最看重的玉材，从而奠定了后世中国玉器选材和等级判断的标准。材质的改变也推动了制玉工艺的变革，传统的打制成形技术因不适用于具有交织纤维结构的闪石玉，而逐渐让位于“以解玉砂为介质的间接磨擦法”新工艺，玉石制作工艺从此明确分化。尽管尚未使用金属制玉工具，但已发现的多个专业化制玉作坊(如塘山、金沙地、方家洲等)显示，当时的玉工们，已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以石攻玉”技术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娴熟地应用柔性线锯、硬性片锯、石钻具、竹钻管、解玉砂、燧石质等高硬度的雕刻器等有限工具，完成了玉器从磋切成形、钻孔打眼、纹饰雕琢到研磨抛光的各道工序，制玉工艺之高超甚至令今人叹为观止，自愧弗如。
　　在制玉工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境内形成了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江淮地区凌家滩文化与薛家岗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太湖流域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陶寺、石峁等诸龙山文化，珠江三角洲石峡文化以及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等为代表的玉文化系统。各玉文化系统内，诸多超越人体装饰品功能的玉器新器型(如琮、璧、斜口筒形器、圭等)与取像于神异动物的玉器新纹饰(如神人兽面纹、神祖纹、龙纹等)、新造型(如冠状玉梳背、勾云形器、玉龙等)相继出现。社会少数精英阶层攫取绝大部分玉器、垄断某些特定玉器器型、独占玉器上神异动物肖像权的现象日益普遍，不仅赋予玉器强烈的神灵崇拜色彩，也使玉器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政治领域中权力与财富最主要的物化形式。不同形制、不同纹饰、不同数量、不同组合的玉器，已然成为拥有者在世俗社会中身份、地位、职能、等级、权力乃至性别的最主要标签。其中，玉钺更是各玉器文化圈中被广泛认同的军事和政治领域的权力象征。
　　可以说，正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玉与玉器开始全面脱离简单的装饰品与工具的“形而下”命运，荷载起“形而上”的社会政治功能和精神文化内涵，从而为成就生生不息的中华玉文化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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